溪学习很好，爱好美术绘画，每写完作业，就在自己房间对着收集的港台明星照画。有次我过去看到，画的还真得很像，连头发丝都画得层次分明。
　　她房间挂了一个画框，是溪画的，里面是一个戴着宽帽沿欧洲十九世纪那种遮阳帽的女孩，画中的女孩应该是溪自己。

　　门锁又响了，我的心又揪了起来，躲不过了，这次肯定是父亲回来了。
　　果然，听见溪和父亲在走廊的声音，“哦，溪回来了，你哥呢？”
　　“我哥在房间，复习功课，要考试了，”溪。
　　“哦，好，知道学习了不错。”父亲脱鞋，回自己房间的声音，脱衣服的声音。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在自己房间来回溜达，也坐不下木头扶手的弹簧沙发了。
　　父亲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我门外，听见握把手的声音了。
　　“你回来了？最近没什么任务了吧？”妈妈在厨房救了我，爸爸走向了厨房。
　　“最近暂时平安无事，晚上吃什么啊？”听妈妈和父亲在厨房着话。
　　“哎呀，我的妈啊，”我拍了拍自己的心脏，心里想着“暂时安全，暂时安全。

　　通常父亲没事不找我谈话，一般吃完饭就回自己房间看电视了，中央台《新闻联播》省台《新闻联播》，然后看电视剧《便衣丨警丨察》。
　　我在暗暗祷告“没事，没事。”坐下，又起来，走两步，又坐下。
　　“吃饭啦，溪？来吃饭了，叫爸爸和你哥。”妈妈在外面喊。
　　“爸爸，吃饭了，”听见溪在跟父亲话，然后一起去厨房了。
　　“你哥呢？”妈妈在问。

　　“我哥顾不得出来吃了，在复习呢。我给他躲进去。”溪。
　　听见溪的话，我赶紧把桌上的书随便找了一本，翻来，坐在写字台前，装作看书。
　　“海超，”父亲终于推门进来，“吃饭了海超。”
　　“哦，爸，”我站起来，局促不安，“我复习呢。”
　　“看书怎么不开台灯啊？这么暗对眼不好。”父亲细心地替我打开台灯，“先吃饭吧，吃完在复习。上战场也要先填饱肚子，才有战斗力啊！”
　　台灯亮了，屋子里更亮堂了。“你怎么在家还戴着棉帽子？摘了吧，出来吃饭吧。”父亲着走了出去。
　　我没有办法，横了横心，戴着棉帽子也走了出去，进了厨房，在餐桌旁坐下，端起饭碗就吃。
　　“海超，那你爸的稀饭，你不是不喜欢喝苞米面稀饭吗？”妈妈。

　　“让孩子喝吧，再给我再盛一碗吧。”父亲着坐在我旁边。
　　我的心快从嗓子眼出来了。
　　“咦，海超，怎么还戴着个棉帽子啊？摘了吧，守着炉子不热啊？”妈妈又盛了碗苞米稀饭递给父亲，正好面对着我。
　　“哦，妈，好的，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我着一口气把稀饭仰脖全喝了，站起来转身要回房间。
　　“吃点馒头，菜啊，光喝稀饭。”妈妈永远是担心孩子吃不饱。
　　我头也不敢回，“我，我饱了妈。”加快脚步想赶紧回到自己房间。
　　“站住！”父亲喊到。
　　我的心一下从嗓子眼就掉落回去了，该来的总会来的，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我停下脚步，转身来，低着头不敢看父亲。
　　“抬起头来！”父亲很威严地喝到。
　　我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帽子摘了！”父亲又喝到。身为丨警丨察的父亲这几句喝令基本就会让人心理放下武器，放弃抵抗了。
　　我不情愿地把帽子摘下来，父亲走过来，左右端量，那么大一块白纱布扣在头顶，肯定跑不掉了。
　　“你头怎么回事？”父亲继续威严地喝问，但语气明显放缓了。
　　“没什么事，摔了一下。”我不在意地回答。
　　“过来！”走廊灯比较暗，父亲拉我到他的房间，爸妈的房间有个吊灯，六个灯泡，亮度高。

　　父亲打开吊灯的开关。拿一个木头方凳放在灯下，把我摁在凳子上。
　　“别动！我看看。”父亲别动的时侯依旧威严，但到我看看的时候已经变得温柔起来。我好像从未听到父亲这种口吻跟我话。
　　我老实地坐着，头被父亲也轻轻摁低了一些。感觉父亲在心翼翼的撕起胶布。
　　“哎呀，轻点爸。”胶布粘的头发，拽起来疼，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伤口的疼痛。

　　“好的，我轻点，你忍一下。我必须要打开看看伤口。”父亲担心地。
　　感觉伤口的撕裂痛，我咬牙忍着，嘴里哼哼了几声。棉纱布揭开了。
　　“哎呀，伤口这么大，你这孩子，怎么搞的？”父亲既心疼又生气地责问。
　　“骑自行车下坡，有雪滑，没刹住。”我在害怕父亲发现前的忐忑中已经想好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还一直担心做丨警丨察的父亲明察秋毫，不相信会追问。

　　“怎么处理的？就这么简单包了一下？没打破伤风和消炎针吗？”可是父亲根本没有继续追问我原因，只是一味地开始担心我的伤口了。
　　那次，我看到了父亲最温暖的一面。
　　“哎呀，口子这么大，你这个孩子，疼不疼？怎么搞的？唉！”妈妈在厨房还没吃完饭，听见父亲的声音也赶紧赶过来。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几点摔的？”父亲一边着一边抬手看看表，“晚上有值班大夫，必须缝针。”
　　“那赶紧穿衣服，走吧，都穿上大衣，晚上冷！”妈妈着急地安排着。
　　“哥，疼不疼？”溪不知何时过来偎在我肩旁，轻声问着。
　　“没事，溪，哥体格好着呢。”
　　“好了，赶紧穿衣服，走！”父亲已经在穿外套了。妈妈拿着父亲和我的大衣走过来。

　　父亲的是橄榄绿的新式警用大衣，我的是蓝色的旧式警用大衣。同样的暖和，我的大衣父亲也穿了多年。
　　烟墩山医院离我家很近，向北顺胡同，穿过两条街就到了。
　　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响着，路上的积雪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不那么洁白了，但增加了巷的亮度。父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走到医院。父亲的大手厚重而有力。
　　那时烟墩山医院不是现在的临海高楼，华丽壮观。还是一座三层的简易楼，水泥地面。
　　楼门前，同样昏暗的灯光。门口很安静，没人，也没现在的好多摊贩和等候的出租车。
　　父亲拉着我快步走进医院，左手边有个窗口还亮着灯，有个医生在值班，“挂个号，大夫。孩子头摔伤了，伤口挺大。”父亲干脆利索地明情况。

　　“现在都是急诊，你往右拐。里面应该有医生，今没什么病人。”窗口的医生收了钱递过挂号单。
　　“好的谢谢。”父亲拉着我赶紧去了急诊室。
　　“大夫，大夫，有人吗？”父亲还没到急诊室门口就开始着急地喊着。
　　“进来吧！”听到急诊室有个声音不紧不慢地。
　　“快点，有大夫。”父亲一边着又紧拽着我跑了两步，拐进急诊室。

　　有个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瘦瘦的大夫坐在那里。正在伏案写着什么。
　　也没姑抬头：“怎么回事啊？”大夫问。
　　“大夫，孩骑车摔伤了，有三个时了，我看口子挺大，你看怎么办？是不是需要缝一下，打点针？”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思路清晰，干脆利索地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