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论治国理政，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论打仗，不如韩信；论学问、论德行，不如的就多了。这些他很早就想过、不止一次。搜肠刮肚之余，终于无师自通地找了一个在普天之下独占鳌头、无可比拟的理由——能用人。所以，后来在洛阳南宫庆功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示与众。那其实就是泡脚时的思想成果。
　　刘邦，是古代史上唯一以能用人为根据的皇帝。至于天命这个绝妙的理由，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人提醒，得等到伤病不治、临终之时才能想到；天命在身的种种征兆，更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从张良、陈平到陆贾、娄敬，观点、立场自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正人君子、不言怪力乱神。至于吊民伐罪、为民造福、主张公道一类，公允而言，还是有的。他自小学的是早期儒家道理、长大想当侠客、后来当过亭长，明白其中道理，什么事情也不办，凭什么取之于民、让民众养活你？！但不会大公无私、舍己为民。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说到底，他是为自己当皇帝。要说拼死拼活、拼上这条性命厮杀大半生就是为了天下民众，那一定是哄鬼。别人信不信他不敢说，他自己是肯定不相信。

　　概括双方分歧，还是对于皇帝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他们、西汉功臣虽然真心拥戴刘邦登基称帝，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嬴政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他们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并没有准备当一个他们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换而言之，他们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
　　他们的故事主要就缘于这一分歧，并非后世常常演绎的封建与大一统之争。随后有专门讨论。

　　日期：2021-03-29 15:16:26
　　5 “悉去秦仪法”的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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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五年二月初三日，刘邦正式称帝。
　　登基大典开始筹备时，叔孙通先就比照秦皇朝的仪法拟定了一套大典礼仪，要求全体朝臣亦步亦趋天天训练。打天下的好汉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拘束，各路人马都吵翻了天。刘邦获悉，立即诏令“悉去秦仪法”（《汉书·叔孙通传》）。
　　对于这件事情，后世很少给予重视，越到后来越不重视。没有根据说是谁有意识淡化、抹杀。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典籍有一个共同倾向，努力宣扬自古以来就有秩序井然的皇帝制度，越到后来越明显。在朝代史中，古人很早就推崇前三部或前四部，应该就是有所意识。尽管如此，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悉去秦仪法”，应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被淡化了。
　　所谓“悉去秦仪法”，是发生在西汉皇朝成立大典、刘邦登基称帝仪式准备过程中的事情。一般而言，流血牺牲十余年打下一座江山，现在要筹备正式的开国大典了、要看着自己的新皇帝正式登基了，应该是欢欣鼓舞、笑逐颜开、诸事都好商量才对。可是，新朝的官员们却因为大典礼仪吵吵起来。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拔正步、站军姿。吵吵的结果是，刘邦让步，宣布取消秦皇朝的那一套。
　　这样一来，西汉的成立大典、刘邦的登基仪式就大为简单了。大家都比较随意，有点草莽气。而且未改元、未改制，与嬴政称帝那般煌煌赫赫、刻意标新立异全然不同。大家都觉得汉王当了皇帝还是汉王。汉王就是在这样一种君臣双方都比较满意的、随意的气氛中成为了大汉皇帝。
　　仪法的目的说到底是包装皇帝、明确并扩大君臣之分。朝臣能够公开表示反对，刘邦能够立即决定取消，自然都扯不上是反感君主制度，但又不能否认是一种淳朴本能。对于西汉政治变迁，这种本能弥足珍贵。
　　韩信也感觉自己可能有点误解汉王了。当然，原本也不以为是多大事。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博弈经常发生，大多也像这次一样，只有他们双方、身边大夫郎中知道，来往信使略知一二，其余方圆数十里的各路汉军将士毫不知情。
　　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刚刚打碎了第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平民英雄们又建立了一个君主皇朝。后人形成这般认识，或许和司马光他们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省略不无关系。了解了具体过程，又感觉并非通常解读的那么回事。可咱们中国的君主制度被打碎后又能复活并且延续两千年，又确确实实和这个节点有关、甚至很大。

　　更重要的是，刘邦当这个皇帝，只是他和韩信、诸侯王之间的事情，最多也不过是他和汉军将士之间的事情。可他所要当的，却是普天下的皇帝。这就有问题了。说雅一点是无知，说俗一点是傻大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可能是傻大胆、无知，少数——韩信注意到始终未置一词、好像没这回事的那些位——可能是看破不说破。
　　为何？
　　自古以来，咱们中国的天子还没有这样当的，都是得各部族都同意才行。
　　——夏的建立。
　　《三字经》概括为“父传子，家天下”，但司马迁的记载是：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先秦史专家徐喜辰认为这不是父传子、而是选举。最早这样看的、有据可查的，是孟子。
　　——夏商兴替。
　　一般概括为成汤革命。司马迁有一段概括：

　　自孔甲（第十四代夏王）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最后一代夏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第一代商王成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很明显，其中关键是“诸侯多畔夏”、“诸侯皆归汤”，是三千诸侯的主动选择。（这里的诸侯，其实是部族首领。）
　　尽管如此，成汤改立社稷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反对：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

　　这好像是在改立社稷的现场遭到了抵制，又派伊尹去请求诸侯同意，然后成汤才宣告成为天子。
　　至于《逸周书》的记载，多数读者就更难以置信、甚至以为是荒诞了。其实只是不清楚当时的社会结构。再说。
　　——商周兴替。
　　一般概括为武王伐纣。但在此之前、在和平时期、商王朝仍然是天下共主、商纣仍然是天子、周文王姬昌还只是西伯的时候，已经有“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到武王姬发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是，“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其中，主动的、决定性的力量是诸侯。
　　这意味着，在古代史上，靠暴力兼并了各诸侯国、然后就宣布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为皇帝的，嬴政是第一个。类似的，刘邦是第二个。如果考虑到项羽推翻秦皇朝之后只是担任了诸侯联盟的联盟长，而刘邦是武装消灭项羽之后成为皇帝的，那他就是又一个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