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间、这个人物和事情的性质连在一起，好似开国大典刚刚结束，下边就举报第二把手造反，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拐不过弯，和刚刚经过十多年苦战而艰难胜出的欢欣鼓舞反差太大，和大家身心疲惫、“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心理状态更不相吻合。
　　但举报变事的原文却从始至终未见记载，相关史籍都就是下边这样一句大同小异的话：
　　《史记·高祖本纪》：“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
　　《汉书·高帝纪》：“人告楚王信谋反。”
　　《史记·陈丞相世家》：“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

　　《汉书·陈平传》：“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
　　《史记·淮阴侯列传》：“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汉书·韩信传》：“有变告信欲反。”
　　这份变事的原件似只有刘邦曾经见到。其他人，事前事后、都未曾见过，所有人都只是听刘邦转述。而举报者又不知姓甚名谁，来去全无踪影。这在事实上，就是刘邦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刘邦贵为天子，涉嫌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尽管已经过去两千余年，也还是值得讨论。
　　所谓“变事”，不是一般的上书、告状信。

　　“变事”一词，《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逸周书》中均未见到。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中出现一处，文曰：“犹不知变事以攻宋也”。这一概念有可能是战国后期才开始出现。
　　《史记》中出现“变事”、“变告”10处。9处指专门报告制度。其中淮南王英布谋反前，怀疑手下中大夫贲赫和王宫姬妾私通，“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史记·黥布列传》）。朝廷似乎有专门规定，声称上言变事者即可乘驿站传车前往长安。
　　《汉书》中出现“变事”、“变告”14处。13处指专门报告制度。其中刘向在汉元帝时和宦官、外戚斗争中“使其外亲上变事”，遂被指斥为“叫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汉书·刘向传》），被免为庶人。这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变事制度。
　　《张家山汉简》中最少出现“变事”2处：
　　郡守两千石官、县道官言边变事急者，及吏迁徙、新为官属尉、佐以上毋乘马者，皆得为驾传……丞相、御史及诸两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征若迁徙者，及军吏、县道有尤急言变事，皆得为传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这是关于上言变事者免费乘车、免费食宿的规定。
　　《居延汉简》中最少出现“变事”4处，其中内容相近的是：

　　肩水候官令史觻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憙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转引自：（英）鲁惟一著，于振波、车今花译：《西汉行政记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肩水，居延（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带）边境线上一处汉军边防哨所。候官令史，相当于哨所首长的文书。觻得敬老里，此人籍贯。公乘，此人爵位。粪土臣，小吏自谦。憙，此人名字。昧死再拜，行文起始习惯自谦语。上言变事书，上书性质。这片竹简可能是变事送出后、按照规定留下的发文登记。
　　这一记载的主要价值在于：是候官令史具名上书，而不是令史代为书写、候官具名上书。这应该是有明文规定的，按照规定，这件事情属于令史的职责，候官虽然是首长可能无权干预。
　　综合推断，变事可能是西汉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直通皇帝的上书制度的一部分，是针对谋反、入侵等重大突发事件的专门报告制度。必须强调，这显然是公开的、正式的朝廷工作制度，而不是偷偷摸摸的特务制度，更千万不要以为古代中国历代皇朝都有特务机构。真没有那么回事，秦可能就没有，西汉则可以肯定没有。此后历朝有的也都不甚要紧，真正泛滥成灾是明朝朱元璋的事情。不要为了吸引读者而牵强附会、硬把中国古代政治一律解读成为特务政治，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历史主要是咱们自己抹黑的，别人极少；主要是官方抹黑的，民间一般没有这种能力。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是一次大规模全方位抹黑，每一个新朝都毫不留情地抹黑前朝，忽略了那就是中国历史。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中国历史终于落得个通体污渍斑斑。说哪里不好，人们很容易相信；说哪里好，人们很不容易相信。日积月累，便渐渐感觉民族自信出了问题。不是说咱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毛病，而是无论优点、缺点都不能客观清醒看待，一说优点就狂妄自大、一说缺点就妄自菲薄，从而影响了对自身认识的客观和公正。人贵有自知之明，民族也贵有自知之明。

　　日期：2021-04-07 21:49:38
　　13 韩信谋反可能是一桩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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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变事的形成，分析刘邦收到的、举报韩信谋反的变事：
　　——是规范的、制度化的公文。报告人可能也是个“粪土臣”，可能是汉廷公开派驻诸侯王和方面大员身边的，负责汉王和诸侯王、方面大员之间的上传下达，甚至可能就是驿站制度的一部分。通过驿站这个官方的、公开的渠道传递上来，发文机关和收文机关都应该有登记。所以，史家能够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但原件，刘邦之外似再无人见到。
　　——有说“反”、有说“谋反”、有说“欲反”，三者不是一回事，变事不可能同时使用这三个概念，史家更不可能如此随意。《史记》用了“谋反”、“反”，《汉书》又增加了“欲反”，都应该有根据。史家记事、论事，不能生事、造事。司马迁和班固在不同原始记录中见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定性，也就使用在了相应的传记中。亦即，虽然他们都未曾见过原件，但原始记录的定性还是留下来了，且本就不一致。

　　——内容，应该就是两件事：主要是说韩信收留了项羽麾下主要将领钟离眛，刘邦命令把人抓起来，他还当贵宾养着。其次是“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书·韩信传》），说他作为楚王第一次巡视郡县时，带着军容严正的队伍。后一件极可能只是报告韩信活动顺便提及。若作为举报内容，就有悖常识。韩信的封国原为项羽封国，韩信初次之国有点像是占领者进城的意思，不陈兵出入难道还能单枪匹马？！

　　——变事应该不是明确怀疑韩信谋反，更不是明确说已经造反，而是就事论事，报告上边这两件事。因为，韩信后来和陈豨联手谋反时，举报者重赏为两千户侯，并有名有姓记录在功臣表中。这个“粪土臣”如果明确举报或明确怀疑韩信谋反，那更是大功一件，应该同样封两千户侯，最少也应该和后来的举报者分享两千户，而且也应该载于功臣表。但此人姓甚名谁一概不知、踪迹全无，更没有受赏。这于事理不通，破绽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