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毫无水分的马上皇帝、是在两军阵前滚过来的，好似草原上的放马汉，知道马群受惊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一马当先，顷刻就是万马奔腾，平时威风凛凛的放马汉顷刻就会成为肉泥，甚至来不及哼一声。此刻，或是有人振臂一呼，或是有人居中蛊惑，天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他必须采取点措施，否则，能不能顺顺当当带着韩信离开就很难说了。
　　日期：2021-04-15 15:29:37
　　20 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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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韩信还没有动作，也还没有其他人有动作，有动作的是刘邦。
　　这样的大场面，很难遇到，大多人一辈子也未见得能够遇到。绝大多数人遇到的时候，都只能是被惊呆了、完全不知所措。这时，起作用的就是政治经验了，看谁的政治经验丰富，能够较早清醒过来、反应过来、做点什么。
　　双方数万人当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的，自然数刘邦。
　　刘邦此人有一大特点，顺势而为。这也是长期当亭长形成的习惯。亭长手下没几个人、更没几个钱，出差靠赞助，喝酒靠赊欠，没有当真和老百姓对着干、拧着来的本钱；但基本工作又就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所以只能顺势而为。官府势力大的时候，顺着官府、说服老百姓让点步；百姓势力大的时候，顺着百姓、说服官府让点步。至于什么时候、如何判断哪一方的势力大，那就是心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顺势而为不止一次救了刘邦。起义之前、作为亭长的最后一趟公差，就是带着全县劳役送往骊山。途中跑掉的人越来越多，继续往前走，到了骊山肯定是没法交差、小命难保。可这帮人，打不得又骂不得，根本就管不住，硬管、也是小命难保。既然都是小命难保，那就只能是既不能再往前走、也不能再硬管。他横下一条心，干脆将剩下的人全部放了，自己准备上芒砀山当“强盗”。没想到有十多人愿意追随他，一不小心便成了“匪首”。如果坚持和大家对着干、强行继续送剩余的人，那就或是大家把他杀了，或是人跑光之后被官府杀了。而顺势而为，却无意之中迈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那是一次，之后还有很多次，今天这又是一次了。

　　刘邦明白自己现在处于劣势，要缓解现场局面、既能够保持皇帝的威严、又能够带着韩信安全离开，不仅得表明韩信罪不至死，而且得当下、立刻、公开表明不再牵连任何人。
　　他的措施是立即、当场宣布大赦天下。
　　这看起来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却是正确的。这种时候，关键是要有一个让步的姿态、首先避免激化矛盾，要给众人一个情绪出口、进而将对立情绪缓和下来。
　　顷刻间，专职的大嗓门郎中就正式宣读皇帝的大赦诏书：
　　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帝纪》）
　　大赦诏书两层意思：首先是说给可能封侯又尚未赐封的将领，说事情还在进行中，但凡不满意都不要着急，错了管来回。主要是说给担心被韩信牵连的所有人，韩信罪不至死，你们更胁从不问、既往不究、一律赦免。
　　日期：2021-04-16 21:34:13
　　21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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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刘邦的主要工作就是善后了。大多数君主的大多数工作大都如此，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大多数英明伟大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的英明伟大。
　　十余日后，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此为削爵，类似由副国级降为正部级。原因，相关人物传记中都未提及。唯《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侯功栏中韩信名下记为，“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侯状栏中韩信名下也记为，“擅发兵废为侯”。
　　功臣表，相当于朝廷的原始档案，是基础性史料，极为可靠。亦即，兴师动众、震惊天下的韩信谋反大案，最终的处理结果居然只是因未经请示调动军队而给予削爵处分。

　　这无疑就是韩信由王爵降为侯爵的正式罪名了。这极有可能出自陈平建议，甚至有可能是陈平亲笔记下的。这属于护军中尉的职责，更符合陈平的心理要求和行为逻辑。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韩信会造反，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很明确，要把事情缓下来：不能让汉军内部打起来，更不能让韩信死在自己手中，但又得能让刘邦下了台。
　　韩信，战争年代是汉军前方总指挥，调兵遣将是基本职责；“擅发兵”就只能是和平年代的事情。从垓下大战胜利到被人举报谋反，韩信作为楚王在和平年代生活的时间只有10个月，和发兵有关的举措只有一件，就是“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随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也就是说，所谓“擅发兵”，就是指“行县邑，陈兵出入”。
　　这个擦边球，真也费尽心机了。字面上，没毛病，未经请示皇帝就带着兵马巡行各县，自然就是“擅发兵”而不是造反。但言外之意，“擅发兵”似乎又多少和谋反挨上了边，又给皇帝找了个台阶。
　　脱离当时形势而言，这又是将未经请示皇帝就带着兵马巡行各县说成是谋反，可谓上古版的莫须有。司马迁和班固可能都有点不好意思重复这种假话，《史记》和《汉书》的正文各处都再未提及、更未说明。
　　十余天，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收集罪证都来不及，更不可能审理案情、讨论定罪。
　　那就是说，刘邦可能什么也没有做。
　　他只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韩信本不该抓、更不能杀，但既然抓了就得给个罪名。他很庆幸韩信没有开打，否则真就无法收场了。
　　他很感谢陈平的计谋，给他留出了后悔的余地。但又有点埋怨陈平，没有早点提出更为和缓的建议。可自己当时又如何能接受？！每逢这样的时候，他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是滋味，酸酸的，但仅此而已。更何况，陈平还是很客气的，内心对自己也是很尊重的。
　　真正丢人败兴是在韩信面前。自己和韩信之间这一仗表面上没有开打，其实还是打了，自己贵为皇帝却是输了，输的干干净净。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韩信在面对面嘲笑自己，笑自己不是对手。有机会一定要和韩信谈谈，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的看不起自己。至于当下，稳定军心、稳定江山更重要，只能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了。
　　这是那个时代给予韩信的幸运。

　　后世历代功臣就极少有这份幸运了。他们一旦被皇帝认定谋反，就只有认罪伏法以证明皇帝英明，拒不认罪证明皇帝冤枉好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代代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吏就是为此而产生的。无疑，这是刘邦这个皇帝和后世皇帝的不同。后世皇帝或也接受了刘邦的教训，无论证据确凿有人谋反、还是疑神疑鬼有人谋反，大都比刘邦更加小人做派，或暗下杀手、例如下毒，或小范围动手、例如酒席宴上掷杯为号。总之，都是不分青红皂白、迅雷不及掩耳、先把人抓起来，然后再慢慢罗织罪名，这样在千军万马面前抓捕功臣的事情几乎无人再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