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队伍的联军性质。陈胜、吴广率先撞开武装推翻秦皇朝的大门后，立即获得广泛响应，“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胜世家》，数百人的自发起义更遍及中原六国。推翻秦皇朝的起义军，就是这样一支始终没有形成严密组织领导的联军。各路义军内部也是由众多独立自发起义的小队伍组成的，内部的山头更多。项羽的楚军如此，刘邦的汉军亦如此。刘邦麾下的主要将领，大多是这样独立自发的起义领袖。

　　——西汉功臣没有将胜利归功于刘邦个人的倾向。将胜利归功于最高统治者个人，是君主政治、皇权至上思想的衍生产品。西汉政治的本质并非君主政治，皇权至上思想更没有建立起来，也就缺乏相应氛围，且也不是事实。韩信被刘邦诈擒、贬为淮阴侯之后，越来越多的认为刘邦对待功臣言而无信、忘恩负义，这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倾向。因为，他们都是功臣。
　　——刘邦有意挑动。大家是为了推翻秦皇朝组合起来的，秦的残暴统治和百万秦军是有效的粘合剂。秦皇朝被推翻后，粘合剂没有了，原本天然的独立性就会自然转化成为无组织状态、成为对最高领导者的威胁。敌人消灭的越是彻底，威胁越是严重。这时，理念上需要一个联合的理由、制度上需要一套联合的办法。否则，君臣之间的博弈只能愈演愈烈。而刘邦所做的恰恰相反，想要成为秦始皇差不多的皇帝，所以有意挑动，想抢先下手解决那些不可靠的诸侯王。他还需要实践的反复提醒才能明白过来。

　　这最后一条可能是最为主要的，比贵族和贵族思想还普遍存在更重要。亦即，这是西汉功臣诸侯王大面积谋反的主要原因。如果以《矛盾论》分析，在汉初君臣的矛盾中，刘邦是主要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韩王信，没有刘邦挑动，他大概不会造反，更不会和匈奴联手。
　　正是因此，刘邦并没有从韩王信叛乱中意识到危险，反而还继续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继续沿着既有逻辑前进，并且开始努力显示皇帝的尊贵，希望大家能够正儿八经将他当（dàng）皇帝。
　　日期：2021-04-24 15:17:40
　　28 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是刘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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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虽然羡慕嬴政，一开始没有打算完完全全模仿嬴政，可以说还是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常理而言，他不会、也不应该一板一眼模仿已经被天下人同仇敌忾、弃之如履的皇帝。后来的变化，有些或是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叔孙通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称帝的时候，大家不能接受秦皇朝的繁琐礼仪，遂决定“悉去秦仪法”，西汉最初的朝廷礼仪也就一如草莽。大臣们在朝堂上往往过于随便，甚至“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里的“妄呼”，就是直呼刘邦姓名、甚或是小名。其中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喊着刘三和刘邦一起长大的，喝醉了也不免搂着肩膀再喊两声。刘三毕竟已经不是刘三，老弟兄们太无上下之分了，刘邦不免“患之”、“亦厌之”。于是有叔孙通制礼仪。古来大都这样解读。

　　这种解读或距离太近了。稍稍拉开一点才能看得更完整、更清楚。
　　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这时才有而应该是一开始就有。刘邦为何这个时候才不能忍受？
　　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越来越重而应该是越来越轻。刘邦为何越来越轻的时候反而不能忍受？
　　叔孙通这时只是博士，非大朝会，非皇帝召见或皇帝允许，这一级的官员一般见不到皇帝；他能见到皇帝意味着皇帝愿意见他。
　　逻辑而言，叔孙通制礼仪发生在田横之死、讨伐臧荼、诈擒韩信、韩王信叛乱之后。在这一系列性质相近实践的反复刺激下，在越来越严重的言而无信、忘恩负义舆论的包围中，刘邦思想上会不会产生增加皇帝威严的需要？潜意识中，他应该需要大家更加尊重他。所谓制礼仪，类似后世的新兵站军姿。汉初朝臣，大都是百战归来、军功赫赫的大功臣。新朝成立的时候站会儿军姿，大家都不干。现在，除了刘邦本人，谁有力量让这帮人再站军姿？！

　　这应该是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叔孙通个人的原因。

　　为什么是叔孙通（？- 前194年）主办？
　　他原本是秦皇朝的博士，曾经在秦皇朝的朝堂上亲身体会过朝仪制度的赫赫天威，别人都没有见过。这般逻辑粗看顺理成章。略一琢磨就不对了。
　　汉初功臣中，亲身体会过朝仪天威的并非只有他。最少还有一个，张苍，秦时为掌管文书档案的柱下御史。工作地点在大殿之上、是皇帝上朝时的工作人员之一，应该比叔孙通见得多。且这个时候的份量比叔孙通要重得多、是西汉的第一批地方官，说话更方便。
　　还有萧何，全面接管了秦皇朝的档案材料。当时朝廷礼仪是重要制度，应该包括在其中；倘若想办，翻出文书档案照着来就是。此外，秦皇宫的大量工作人员应该还在，长安去咸阳不远，萧何应该有所接触乃至留用。他如果想要办这个事情，更名正言顺，也更方便。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张苍、萧何没有这个积极性，如同刘邦称帝时他们都未置一词一样。这一点，后世大都忽略了。
　　为何忽略？潜意识中，我们认为当时所有官员、西汉功臣的所有人都赞同叔孙通制礼仪，进而认为所有人都赞同刘邦当皇帝。
　　我们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潜意识？两千年来，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相应，两千年前、没有接受如此教育的西汉功臣也就没有如此潜意识。

　　叔孙通为何有这个积极性？他需要这个进身之阶。他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自逃出秦廷、加入汉军之后，武不能上阵杀敌，文不能运筹帷幄，甚至也不能筹集粮草，在战争环境下百无一用，颇为尴尬。他原为秦廷博士，刘邦照惯例用为博士。他最迟是秦二世二年就投身义军了。战争年代、十年时间，还是博士，岂止是慢？！跟随他的弟子们早已不能忍受，牢骚满腹。他自己迫不得已，甚至找了几个敢拼命的小毛贼引荐给刘邦以为贡献。他真的太需要一个机会了，勉强能派得上用场的又只有这个长处，刘邦称帝之时就曾提出这个建议。那个时候刘邦还不需要，现在终于需要了。

　　于是，对之后历代皇朝、对之后两千年中国影响重大的一幕出现了：
　　（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叔孙通将其弟子、若干鲁国儒生、皇帝侍从集合起来扮作群臣演　仪，费时月余。刘邦看了说“吾能为此”，下令群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