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都那么瘦——哦，对了，我老忘，你那美丽的叶莲娜也是瘦瘦的。她是个出色的女人呢，米沙。”
　　“谢谢您提到她，德米特里·季莫菲也维奇。”
　　“哈罗，上校！”一位美国太太用俄语说。
　　“哦，是的，您是……”
　　“弗利。咱们是去年十一月在冰球比赛场上认识的。”
　　“你认识这位夫人？”部长问他的助手。
　　“我的侄儿——不对，我的侄孙子米哈依尔，—叶莲娜妹妹的孙子——在少年冰球协会玩球，请我去看一场比赛。原来他们让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参加了球队。”他扬起一只眉毛；回答说。
　　“您的儿子打得好吗？”雅佐夫元帅问道。
　　“他是协会里的第三得分手。”弗利夫人回答；
　　“好极了！那么您该留在我们国家，您的孩子长大了可以为中央军区打球。”雅佐夫咧嘴笑了。他是四个孙子的祖父。“您在这儿干什么工作？”
　　“我的丈夫在大使馆工作。他在那边，领着一群记者。但最重要的是，我今晚能到这儿来。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些东西！”她说得滔滔不绝。她那闪光的眼睛说明多喝了几杯。部长心想，可能是香槟。她看起来属于淡橙黄色的香槟类型，但相当动人。她费劲学俄语，学得还不错，对美国人来说就很不平常了。“这些地板这么漂亮，在上面走都好象犯罪似的。在我们国内没有这样的东西。”

　　“您们没有过沙皇，这是您们的好福气。”雅佐夫回答得象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俄国人，我得承认，我为他们的艺术感感到自豪。”
　　“上校，我在其它几场比赛里没有见到您呀。”她转过身对米沙说。
　　“我没有功夫。”
　　“可您是好运气啊！那晚上他们队赢了，埃迪打进一球和一个助分。”
　　上校微笑了，“我们那小米沙得到的却是因为球棍过肩被罚了两次。”
　　“取的是你的名字？”部长问他。

　　“是的。”
　　“上次见您的时候，您没有戴这些东西呀。”弗利太太指着他胸前的那三枚金星。
　　“可能是我没有脱去外套——”
　　“他总是戴着的，”元帅要让她相信，“人们有苏联英雄勋章，是总要戴着的。”
　　“它跟我们的荣誉勋章一样吗？”

　　“这两种勋章大体上是相等的。”雅佐夫替他的助手回答。米沙莫名其妙地害臊起来。“费利托夫上校是战争中得到三枚而唯一活下来的人。”
　　“真的？是怎么样得到三枚勋章的呢？”
　　“打德国人。”上校简短地回答。
　　“杀德国鬼子。”雅佐夫说得更粗鲁。费利托夫当时是红军里最亮的明星，那时他才是一个尉官。“米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坦克军官。”
　　费利托夫上校听到这样说，真的脸红了。“我跟许多在那场战争中的军人一样，尽了我的职责。”
　　“我的父亲在战争中也得过勋章。他领导过两个派遣组到菲律宾战俘营里去救人。他不大爱讲那些事，可是人家给了他一串勋章。您对您的孩子们讲这些勋章的故事吗？”
　　费利托夫顿时脸色严峻。雅佐夫替他回答：
　　“费利托夫上校的几个儿子死去已有好些年头了。”

　　“哦！啊，上校，我很抱歉。”弗利太太说，她也有些内疚。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微笑了一下，“我在比赛场上见到您的孩子，记得很清楚，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爱您的孩子吧，亲爱的夫人，因为您不能永远有他们。对不起，我要到那边去一会儿。”米沙走向休息室那边去了。弗利太太望着部长，她那美丽的脸上显出极为苦恼的表情。
　　“先生，我不是有意……”
　　“不知者不为过嘛。米沙丧子几年之后，他的妻子也去世了。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她——可爱的女孩子，基洛夫芭蕾舞剧团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伤心，但是我们俄国人习惯了各种伤心事，那太多了。您的孩子是在哪个队里打球呢？”她的年轻美貌提高了雅佐夫元帅对冰球的兴趣。
　　米沙很快找到了休息室。美国人和俄国人当然都被送到不同的休息室里，弗利托夫上校独自一人在从前属于某公子或沙皇某嫔妃的私人盟洗间里。他上完厕所，在镀金边的镜子前照了照。他只有一个念头：又来了，又一次任务。费利托夫上校叹了一口气，把自己上上下下衣服整理好。一分钟后，他又回到了活动场所。

　　“请原谅，”瑞安说。他一转身，正撞上一位穿军服的老先生。戈洛甫科用俄语说了些什么，瑞安没有听懂。那军官客气地对杰克说了几句，就向国防部长走过去了。
　　“那是谁？”杰克问他的俄国同伴。
　　“这位上校是部长的私人助理。”戈洛甫科回答。
　　“作为上校，年纪嫌大点了，是吧？”
　　“他是一个战斗英雄。对这样的人，我们都不强迫他们退休”

　　“我认为那是够合理的。”杰克评论道，同时转过身来听屋子这一部分的介绍。他们在看完了圣乔治厅之后,戈洛甫科又领杰克到隔壁的圣弗拉基米尔厅。他表示希望同瑞安下次能在这里相会。他解释说，圣弗拉基米尔厅已留下来供条约签字之用。这两个情报官员为此而互相祝酒。
　　午夜之后，招待会结束。瑞安上了第七辆交通车。回使馆的路上没有人谈话，大家还带着酒意，不过最好别在莫斯科的汽车里讲话，汽车上太容易装窃听器了。有两个人睡着了，瑞安自己也差不多入睡。他让自己保持清醒不睡，因为他知道再过五个小时就要飞走了，必须坚持下去，实在困得不行，可以在飞机上睡觉，这是他新近学会的一种本事。他换好衣服，下楼到使馆餐厅去喝咖啡。这样足可以让他再熬上几小时不睡，去写好他的笔记。

　　在过去的四天里，事情进行顺利得惊人，几乎是太顺利了。瑞安自己认为，平均起来，事情有时候顺利；有时也不顺利。一份草约已经摆到谈判桌上。象近来所有的草约一样，苏联人是想把它作为谈判的工具，而不是谈判的文件。它的详细内容已经见报了，国会的某些议员已经发言称赞它：是一个多么公平的交易——为什么我们还不同意呢？

　　真的，为什么不同意呢？杰克也感到奇怪，只好冷笑。核实性这是理由之—，之二呢……还有别的理由吗？这问题提得好。为什么他们的姿态变化那么大？有迹象说明，总书记纳尔莫诺夫想减少军费开支，可是，尽管公众都持相反的看法，但核武器并不是削减的地方。核弹是最节约成本的杀人方法，对它们要干的勾当来说是便宜的。一个核弹头和它的导弹虽然是昂贵的玩意，但是和相等的摧毁力量如坦克、炮兵比起来要便宜得多。纳尔莫诺夫真的要减少核战争威胁吗？但那种威胁不是来自武器，而总是来自政治家和他们的错误。这—切都是一种象征？杰克提醒自已对纳尔莫诺夫来说，搞象征性的东西比搞实在的东西是要容易得多的。如果是一个象征，这又是对着推来的呢？

　　纳尔莫诺夫有魅力，有权力——一种来自他的地位、更多地来自他的个性的本能气质。这是什么样—种人？他寻求什么东西？瑞安哼了一声，这不是他的研究范围。另外一个现察纳尔莫诺夫政治弱点的中央情报局小组就设在莫斯科这里。他的工作是要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容易得多，可能是那样，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问题的答案。

　　戈洛甫科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正在用吃力的普通书法写会谈记要。他写道，瑞安支持草约建议很勉强。由于瑞安是根据他们局长的意见行事，那可能意味着中央情报局也是这个态度。这位情报官员放下笔，揉了一会儿眼睛。酒力未消，又不能睡觉，已经是够糟糕的了，还得这样坐待天明，是超出了一个苏联军官的职责的。他搞不清楚，首先他的政府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姿态，而美国人又似乎如此热心。甚至瑞安也这样，他该更明白些．美国人心里想些什么？在这场智斗中，谁斗得过谁？

　　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
　　他回想瑞安昨晚上担任的角色。他真是年轻有为，相当于克格勃或格鲁乌的上校军官，才三十五岁。他干了些什么事升迁得这么快？戈洛甫科耸耸肩。可能有关系网，这一套生活之道在华盛顿跟在莫斯科同样重要。他有勇气——五年前就跟恐怖分子打交道了。他还是个爱家的人，俄国人的美国对手难以相信他们多么倚重这点——它意味着稳定性，而它又意味着可预见性。戈洛甫科认为，最重要的是，瑞安是一个思想家。那么，为什么他不反对这个对苏联比对美国更有利的条约？是我们估计得不对吗？他写下了这一点。是美国人知道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吗？那是一个问题，也许更恰当的问题是：瑞安知道戈洛甫科还不知道的东西？上校皱起了眉头，想想有什么他知道而瑞安不知道的东西。这引起了他的笑意。那只是这场规模宏大的角逐的一部分。这场最为壮观的角逐。

　　“您们一定走了一整夜了。”
　　神箭手严肃地点点头，放下在肩上压了五天的行囊。它几乎跟阿卜杜尔装的东西一样重。这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看出，小伙子快要累垮了。两人都找了垫子坐下。
　　“喝点什么吧。”这官员名叫埃米利奥？奥蒂兹。他的身世弄得很糊涂，说他是高加索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他有三十岁年纪，中等的身材和体格，有一身游泳健儿的肌肉，所以他在南加州大学得到一笔奖学金，并在那里获得语言学学位。奥蒂兹在这方面有罕见的天赋。你把他放在一个语种、一种方言、一种口音的环境里呆上两个星期，他就能冒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著。他也是富于同情心的人，能尊重共同工作的人的生活习惯。这就是说，他拿出来的饮料不是酒也不能是酒。那是苹果汁。奥蒂兹看他们喝得津津有味，象是评酒专家在品尝新酿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