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8-28 19:42:08
　　孔子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就是孔子的《春秋》，能不能作为史书来看待？史书，从理想化角度而言，记载的史实应该是客观公正不带记录者感情色彩的，但是孔子的《春秋》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我认为一句标准的史书记录应是这样的：
　　“张三者，雍州人也。”
　　但是如果按照《春秋》的风格，这句话则可能就变成了：
　　“张三者，雍州鄙人也。”
　　——只是多了一个字，但明显就有点瞧不起张三了。
　　如果是《左传》的风格，那这句话可以演变成一篇《张三列传》之类的文章，如果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风格，则可能会出现：“何以为张？姓也。何以为三？名也。然何以名三？排行之故也。雍州者何？昔者大禹定九州，雍州居其一。言雍州者，盖谓张三非夷狄也。然何以言鄙？其人乖张，有违圣人之道，故君子鄙之”云云。

　　《春秋》里因为有文字艺术的加成，所以无法掩饰地附带了孔子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后来的公羊传、谷梁传等的阐释下，这种感情色彩更显得丰富多彩——当然，也许有不少其实是后人过度解读罢了，孔子当时未必真的那么想。但是这个，也只能是我们的猜测而已，无法去证伪了。正如今天我们重新读《春秋》三传，前人的许多著述可以参考，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拿出来与别人商榷，我们可能未必与古人先贤的观点完全一致。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去，必然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恰如盲人摸象一般——而这种“偶有所得”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恰恰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吧。

　　我在以前，就曾经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春秋》的内容，也读过一些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其他书籍文章。前两年把《春秋》三传都买全了，但是一来忙二来懒，书买回来了就一直束之高阁。倒是也曾给自己定了两个读书计划，关于《春秋》三传就是二者之一，但也一直未落实。而今可能会相对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譬如跑步、临帖、练笛子、读书之类。重又把之前的计划和书捡起来，希望能断断续续的坚持下去，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个功课做的细一点，能在读《春秋》三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吧。当然，我不是中文或者历史专业的出身，没有相应的学术功底，自身的素养不值一提，手头的资料也有限，读的过程中做的这些读书笔记，更多是对前人资料的整理——恰如当年孔子修订《春秋》一样。偶尔或有一点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也未必对。我把这些笔记心得记录在这里，不敢说是分享什么，只是给自己做个备份，如果有人看到了，指出我有什么疏漏错误，那我也是非常感激的。探讨、交流甚至辩论，我觉得也是读书所能带来的乐趣。孔子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我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没有他那么高大纯粹，我只想好好活着，多读几本书，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认识些有趣的人经历些有趣的事。

　　我，其实是个俗人。
　　日期：2022-08-30 20:15:28
　　（一）隐公元年
　　（1）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这是《春秋》开篇的六个字，但是这六个字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首先，我们知道《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那就得确定时间坐标，而这个时间坐标一开始就给出来了——元年——只要明确了这个元年对应到历史上是哪一年，就能明确后面记载的每件事都是发生在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新君继位甚至国家有大事发生，习惯性的要改个年号，称为“改元”。元年，就是改年号后的第一年。那么，《春秋》开篇提到的这个“元年”，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个元年？

　　有人觉得可能很简单，既然说了《春秋》是鲁国史，那么这个元年就应该是鲁国历史上的开国元年吧？
　　还真不是。
　　《春秋》讲的是鲁国史，但是严格的说，是鲁国的一段历史。西周刚推翻商朝不久，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这时候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对周公心怀不满，于是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其中有一个之前分封的小国奄国（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跟随武庚一起叛乱。周公果断的起兵平叛，叛乱结束后，成王就把奄国的故土分给了周公旦，但是当时刚刚经历了管蔡之乱，周公要辅佐成王无法赴任，所以就派了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周公最早的封地是“鲁”，所以这个地方就沿用了鲁的称号。伯禽就成为鲁国的首任国君。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鲁国是周王室最亲近的宗室。

　　鲁国受封后，先后二十五世共计三十四位君主，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5年），被楚国所灭，六年后鲁顷公死，鲁国就此绝祀。
　　孔子的《春秋》，并不是从伯禽受封开始讲，而是从鲁隐公讲起。春秋开篇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在鲁隐公之前，鲁国从伯禽（后世又称鲁文公或鲁公伯禽）开始，历经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等国君（其中懿公和孝公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懿公哥哥的儿子伯御为君，但是伯御是弑杀懿公上位，后被周宣王讨伐杀掉，所以不被周王室承认），鲁隐公就是惠公的儿子。

　　我自己觉得，之所以不是从鲁国的开国讲起，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春秋》的非史书性。也就是说，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最主要不是记史，更重要的是借着事情来阐发他的思想。因此，他就没有必要严格的从鲁国的开国讲起，而是甄别选择一段最有助于他阐发自己思想的历史就行。从这个角度讲，春秋的开端和结尾，可以是鲁国历史上任意的一段——当然，结束时间肯定在孔子逝世之前。

　　虽然《春秋》可以是鲁国开国至孔子逝世之前的任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为什么作为本源为讲述一国历史的《春秋》不是从鲁国的开国历史讲起，而是要选择隐公元年讲起呢？所以后世的许多人认为，孔子选择以隐公元年作为开始的时间，应该是有深意的——所谓的微言大义，看来不止体现在字词上。
　　基于“选择隐公元年为《春秋》开端一定是有深意的”这一出发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虽然是写鲁国，但实际上是写孔子对周王朝或者说周公制定下来的礼义制度的认知，而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周公那一套礼制也走向衰败，孔子的主张和理想也开始被现实粉碎，这种失望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孔子选择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隐公时代，作为《春秋》的开端。为什么说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呢？这就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隐公时代周王朝的历史。传统观点认为周分为西周和东周。以西周末代君王幽王传说中的烽火戏诸侯导致戎人攻入镐京作为西周的灭亡标志，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幽王灭国后，诸侯拥立了他的太子宜臼即位，就是周平王。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