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10-18 22:40:47
　　[春秋]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这一条记录，《谷梁传》和《公羊传》都未多做阐释，因为字面意思很好理解，隐公十年春天二月，隐公和齐僖公、郑庄公在中丘会面。中丘，就是我们此前读到过的，隐公七年“夏，城中丘”的那个中丘，在今天的山东临沂一带。
　　这次会面，显然是去年冬天齐、鲁双方国君会面的后继，背后的原因也很清楚，就是郑国以周桓王名义讨伐宋国。所以，促成这次会面的幕后真正主人公—郑庄公—终于出场了。《左传》对此记录如下：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按《左传》的记载，三方诸侯中丘会面是在正月，癸丑这一天在邓这个地方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邓，应该就是今天河南邓州。师，是帅兵的意思。期，是约定日期的意思。
　　《左传》的日期跟《春秋》有些差异，一个是正月，一个是二月。这种差异，我在之前分析隐公六年“宋人取长葛”到底是秋还是冬的时候，说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按《左传》的说法，这次鲁、齐、郑三国君主的会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一是就伐宋一事正式达成一致并盟誓；二是就后续的具体落实措施做出安排—约定好了出兵日期。
　　这次的会盟不是走形式，而是在后来真正被落实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隐公十年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围绕着一个主体—伐宋。
　　我想，三千年前，当三国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的那一刻，郑庄公一定是冷笑一声，在心底喊出了那句压抑很久的话：
　　颤抖吧，愚蠢的宋君与夷！

　　日期：2022-10-19 21:52:16
　　[春秋]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隐公十年夏天，齐、鲁、郑三国君主会盟约定伐宋的事情终于落实到行动上来了。夏天的战况《春秋》分了两个阶段记述，我们也分两个阶段来解读。
　　第一个阶段，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翚，是老熟人啊，公子翚，又称羽父。此前隐公四年秋天，他曾出现过，不过当时是“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这次形势发生反转，此前郑国是被他攻打的对象，此时成了他的盟军；此前宋国是他的盟军，此时则成了被他攻打的对象。不知道兵临宋国城下的时候，公子翚有何感想？
　　《谷梁传》对这条没有关注，《公羊传》倒是解释了一下：

　　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解释了一下为何直接称呼“翚”，是表示贬斥之意。对隐公而言这个人就是个罪犯（参与了弑杀隐公），所以《春秋》里终隐公全部篇章，提到他都是带着贬斥。
　　《左传》稍微解释了一下大背景：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五月的时候，羽父先率领鲁国军队与齐僖公、郑庄公会面，共同讨伐宋国。
　　但是如果参考此前《公羊传》的观点，在解读隐公五年“卫师入盛”的时候，《公羊传》提到“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将卑师少，称‘人’”，则这条“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可以解读为五月的时候，齐国和郑国的国君并未参与行动，也只是派出了大臣，跟公子翚一起先打头阵去了。

　　杜预在注解这条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公子翚不待公命而贪会二国之君，疾其专进，故去氏。齐、郑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从之伐宋。不言及，明翚专行，非邓之谋也。”—意思是说，公子翚这次依然是没有等隐公下令就擅自行动了，因为他贪图想自己先与齐、郑两位国君会面。《春秋》憎恶他擅自专行，因此没有写他的氏（以示贬斥）。齐国和郑国也因为隐公没有来，所以派出了地位（相对于国君而言）低微的人跟随翚一起伐宋。公子翚这次行动《春秋》没有说“（隐公）及（公子翚）”，就是为了彰显公子翚专行，这次行动并不是按照三国君主在邓会盟商定的（出兵时间）。

　　公子翚这次是不是还是擅自行动，我觉得倒未必真如杜预所说，即使是，我猜公子翚也不单单是为了“贪会二国之君”，一方面，他可能想当面示好一下郑庄公，缓解一下此前他参与伐郑的尴尬；二者，则是想急于通过伐宋，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转变—嗯，确实符合他首鼠两端的性格啊。
　　第二个阶段，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从这条记录来看，说明了两点：一是隐公这时候已经亲自参与了伐宋；二是伐宋战争节节胜利。六月壬戌日，隐公帅军在菅这个地方打败宋国军队。辛未日攻取了郜（与壬戌之间就隔了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等不足十日）。辛巳日攻取了防（与辛未之间就隔了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等不足十日）。菅，是宋国的城邑，在今山东单县一带。郜，是当时一个很小的封国，姬姓，武王灭商后，封文王之子郜叔于郜邑，建都郜城（在今天的山东成武）。郜作为加在宋、曹、鲁之间很小的国家，此时已经成为宋国的附庸。防，之前我们提到过，隐公九年冬天，“公会齐侯于防”。但是这个地方，按照杜预的解释是鲁邑，如果这次是隐公取下，则意味着此前被宋国人占领了。我查资料，看到岳麓书社出的《春秋榖梁传》（李维琦 邹文芳注译）解释说，“防，本宋地，鲁取之。于是鲁有东西二防，此为西防。九年‘会齐侯于防’，彼防为东防”，也许真是有两个地方都叫防。

　　对于六月的节节胜利，《谷梁传》并没有表现出来高兴，反而有点鄙视的意思，针对隐公败松宋师于菅，《谷梁传》评论道：
　　内不言战，举其大者也。
　　意思是说，《春秋》不说是鲁国军队作战（大胜宋国于菅），是因为列举出来了（参战一方）最重要的人了（足以代表全部）—这点倒是与《公羊传》的“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也”观点一致。
　　针对此后一月连下两城，《谷梁传》评论道：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
　　意思是说，夺取别国的城邑，是不应该记载日期的，这里却记录日期，是为何呢？因为乘宋国打败仗的机会，深入对方国家夺取城邑（作为战利品）是不正当的，这次还连着取了两座城邑，所以慎重的记录下来了日期。
　　《公羊传》基本持相同态度：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也是认为正常情况下占领别国的城邑《春秋》是不记录日期的，这里之所以记载下来，是因为一个月连下两城简直太过分了啊！这种不道义的行为简直是我们鲁国的耻辱啊，不能提啊。那为啥这里还要记录下来呢？《春秋》是（主要）记录我们鲁国内部的事情，对于国外的事情相对简略。对于国外的事情，重大的坏事才记录，小的坏事就不记录。对于国内的事情，重大的坏事则隐讳（不记录），对于小的坏事则记录下来。

　　战争就是这样的啊，发动战争的目的其实很赤裸很直白啊，在那个年代就是土地、资源、女人啊…这两派的老夫子还嫌人家一个月占两座城不道义，要是知道三千年后希特勒的闪电战，这两派的老夫子不得棺材板都炸开。怪不得源出一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家都是老夫子气太重了…
　　相比之下，《左传》就务实的多了：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老桃，地名，据考证就是今天山东汶上县东北桃城村。按《左传》的说法，戊申这天，三国君主在老桃会面。壬戌日（距离三国君主老桃会面只间隔了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等不足半月），隐公帅军队在菅打败宋国军队。庚午日郑国军队攻入郜，在辛未日，把郜交给鲁国，庚辰日郑国军队攻下了防，辛巳日把防交给鲁国。
　　君子评论这件事说：“郑庄公这样做事真是合乎正道啊。尊奉周王的命令讨伐不守规矩的诸侯，不贪这个国家的土地，而是把占领的土地拿出来慰劳天子封爵的国家，这种行为是合乎正体的啊！”不庭，杜预注解说“下之事上，皆成礼于庭中”，则不庭即隐讳的说下级没有遵循礼制，即此次事件中，引发郑伯以王师讨伐宋国的原因—宋不矯hong王。
　　从《左传》的这段记录看，郜和防实际上都是郑国打下来的，但是郑庄公很大气的把这两座城池送给了鲁国（事实上这两地离郑国也太远，占领了也未必能守得住，送给鲁国其实是顺水人情），用事实告诉其他诸侯：跟我混，你们吃肉，我喝汤就行！—要不怎么说郑庄公会做人，确实是一代枭雄啊。
　　夏天的战争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战争还没结束。还有秋天，还有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