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富豪在此时选择移民海外过安定生活，不仅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们缺少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这两种批判的声音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换一个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着商人和政府关系的悄然转变，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关于通过资产流动或移民来推动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找到广泛的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家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提出，资产流动是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扩大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所有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社会支持的税率（即中间选民所支持的方案）要高于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响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税率。富人厌恶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对民主扩大化。而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允许富人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从而减少了税收改革对他们自身财富的削减。另一方面，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因为知道富人有能力转移财富，故而愿意适当减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财富过度流失。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渐进的税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实现。

　　而行为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则探讨了“离开”这一选择对个体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每个公民在面对自身利益受损时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种便是逃离体制。前一种选择把公民留在体制内，需要他们在享受“发泄不满”可能带来利益的同时承受相应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有效地表达不满需要公民集体的力量。相反，离开只是个人行为。个体一旦离开系统，就不受系统内部的政策制约，也不用承担社会变革的风险。
　　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离开”，特别是保守派精英的离开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创造了新的空间，使得原先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下层民众，或者政府中有意愿改革的少数派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有利于民主进程。
　　纵观中国近30年发展，政府让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世界级的财富，也因此赢得了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支持。许多大企业家或是政府官员的家族企业，或多或少受到过政府在贷款、订单、融资等方面的照顾。他们成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诸如完善市场经济，加大财产再分配的改革举措。而一些中小企业家尽管希望改革，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也极少付诸行动。因此，改革总是呼声大，动静小。早在1993年，邓小平便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然而正如朱嘉明先生所言，改革只能由当权者推进，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和资源。要让既得利益者能有改革的动力，必须解除其后顾之忧。否则他们会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爆发。而移民和它所导致的资产转移能从几方面解除富豪的后顾之忧。首先，有相当数目的富豪是“移民不移居”，仍在国内做生意。但允许他们的资金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出，能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不再像以往一样激烈地反对再分配，从而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而资金流动的可行性也反过来保证了政府进行渐进而非冒进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以防止财富过度过快流失。

　　其次，如果在资金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富豪们仍然对税收和分配制度不满，他们还可以选择离开，而不是被束缚在原有体制下和官僚集团中的保守派一起阻碍改革。再次，中国富豪们担心的不仅是财富再分配，也包括了税收、分配、法制不完善、以及政策突变在内的更广义的财产安全。富豪移民的热情也会促使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

　　以移民为契机推行改革这一思路在其他国家已有实践。早在19世纪的西欧，移民这一手段就被用来赶走麻烦制造者，以便政府更顺利地扩大民主范围。上世纪60年代末，印度南部大批高等种姓的精英们被排挤出了政府，很多人因此选择移民到印度北部或国外，这使得下层种姓走上了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德韦什·卡普尔的话来说，移民用最平和的方式促进了印度民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今日中国有所不同。西欧和印度进行的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民主扩大化，而今日中国需要的改革包含完善法律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市场和政府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和减小贫富差距，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西方政府内部支持改革的呼声很强，而目前中国改革的阻力仍在，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高管即便转移了资产，也依然有足够强大的动力维护自身利益。

　　但既然改革势在必行，何不借着富豪移民这个契机进行一番尝试？即便不能彻底扭转现状，跬步的前进也已然弥足珍贵。至于财产流失，仅就转移个人财富的富豪而言，数额并不十分巨大（当然，贪官非法资金的流出另当别论）。据统计，中国千万富豪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19%。除了缴纳移民国的投资额外，主要花销都用于子女的生活教育。退一步讲，如果用这些财产换取一个保障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代价也许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