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他为济南相时所做的这两件事，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遂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工作。他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当年的心情时也说：“故在济南……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日期：2017-05-28 15:36:18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于是计议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因而改任他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也就是同级调动。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和济南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借口有病不去。因为不去东郡做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任为议郎。但曹操既要躲祸，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久则干脆告疾还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讲到还乡的原因及其后的打算，应该说还是可信的：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同一年）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指瘠薄的土地），欲以泥水自蔽（意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其大意是说：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当年刚被举为孝廉的那些人年纪相当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学舍，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从这里看，曹操的确做过长时间隐居的打算。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意指抛弃原则，取悦他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隐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驰骋沙场，那么等天下太平后再出山也是安全之道。当然，决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准备终生做隐士。如果那样，他就不成其为曹操了。他的想法是，即使不得已等上二十年再做官也不算晚。所以，曹操告疾还乡的最终目的是等待时机。他作了长时间隐居的思想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间窥视时局。

　　曹操告疾还乡的确有怕给家族带来大祸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正是利用了自己家族的地位才敢于不就官而装病乡下。据记载，曹操约在三十岁时（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济南相，当年或次年辞官，三十二岁被征为都尉。这两三年间，正是他父亲曹嵩走红的时候。时灵帝卖官营造西园，曹嵩原为司隶校尉，历大司农、大鸿胪，又出钱一万万买得太尉之职。太尉为“三公”之一，家庭根基不可谓不硬。

　　日期：2017-05-30 13:09:42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2）董卓之乱

　　曹操称疾归乡里年余，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被朝廷征为都尉。他没有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于是他那“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欲以泥水自蔽（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的愿望便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曹操十余年间所表现出的胆识和能力，已经为世所公认，及至被征为都尉，手中有了点兵权，更为一些人所看重，因此凡是想做大案要案的人总会想起曹操来。一朝兵权在握，很快便有人找上门来。大约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谋划起兵废黜灵帝立合肥侯（史失其名）为帝。对于这次如同儿戏的谋废行动和曹操拒绝王芬的言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和《魏书》均有记述：

　　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于是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与术士平原人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处见面），楷曰：“天文不利宦者（从天象来看，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那些黄门、常侍们果真要被灭族了）。”逸喜。芬曰：“若然者（如果真是这样），芬愿驱除（我愿意为这件事效力）。”于是与（许）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王芬等人计划乘这个机会发难），上书言黑山贼（指黑山军）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正好这时北方天空有一道赤气），东西竟天（从东到西，横贯天空），（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上言“当（应该）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命令王芬解散军队），俄而征之（不久，征召王芬去洛阳）。芬惧，自杀。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芬等人既无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国家大势，完全是盲目行动，试图侥幸成大事。曹操时年三十四岁，政治上已趋成熟，他知道王芬必败，因此拒绝参加，而且劝王芬不能贸然行事：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古人都是权衡轻重，计算成败得失后再施行），伊尹、霍光是也（就是这样）。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凭借宰相的威势），处官司之上（位居百官之上），故（能）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及至霍光受托（付）国（事）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掌握执政大权），外有群卿同欲（同一愿望）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正直）臣，议出密近（谋划出自皇帝左右亲近之人），故计行如转圜（转圜：转动圆形器物，此处意为便易迅速），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nǎng 以往）者之易（如今诸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未睹当今之难（而未看到现在的困难）。诸君自度（诸位自己估计一下），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欲望必克（认为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不亦危乎（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这里，可以看到曹操对汉朝的形势了解的很透彻。他认为废立之事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权衡轻重、计算成败而后行之。如果具备了商臣伊尹废放太甲、西汉霍光迎废昌邑王的条件和能力，是可行的。但当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王芬等人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曹操对于废立之事，始终都是谨慎的。就他自己来说，宁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自己做皇帝，即使他的权力远在皇帝之上。这种慎重对待废立的思想终其一生，这里是他最初的表露。

　　日期：2017-06-01 11:20:04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驾崩。灵帝一直认为何皇后所生之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而临死前遗诏上军校尉蹇硕，立王美人所生皇子刘协为帝。蹇硕明白，要立刘协，必须先除何氏势力，结果谋不得逞。刘辩继位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秉政。蹇硕与中常侍赵忠等人谋划诛杀何进，结果走漏了消息，反被何进所杀。何进杀了蹇硕后，准备按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这时，袁绍给何进出了个点子，“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后汉书·窦何列传》）。何进因此召并州牧董卓等人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