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7-13 10:03:03
　　官渡大胜后，曹操统一北方的大局已经奠定，袁氏在河北只剩下残余势力。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夏五月，袁绍病死。袁绍自官渡军败发病，至此呕血而亡，死前未能及时确定继承人，河北陷于内乱之中。袁绍的重要谋臣将领审配、逄纪与辛评、郭图由于互相争权夺势而勾心斗角。审配、逄纪拥护袁尚，辛评、郭图则拥护袁绍长子袁谭，其他人也多以袁谭为长子，应由他来继承嗣位。审配等人担心袁谭继位后，会遭到辛评、郭图一伙打击，便假传袁绍遗命奉袁尚嗣位。等袁谭匆匆赶回邺城，袁尚早已继位在先。袁谭没能继位，便自号为车骑将军，出镇黎阳。从此袁谭、袁尚兄弟二人不和。

　　九月，曹操率军渡河击袁谭，袁谭告急于袁尚，袁尚遂出兵救援袁谭。自九月至次年三月，曹操大战袁谭、袁尚于黎阳，袁氏兄弟战败，退守邺城。此时曹军诸将欲乘胜追击。郭嘉更知袁氏内部情况，他劝曹操停军待变：
　　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一直没有确定谁为继承人）。有郭图、逄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互相离间）。急之则相持（我们进攻，他们就会互相援助），缓之而后争心生（停止进攻，而后他们就会产生争斗的心思）。不如南向荆州，若（装作）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最善于示假，而且屡屡得手，他采用了郭嘉的建议，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五月还军许都，然后打大张旗鼓的“南征”刘表。事情果如郭嘉所料，不久袁氏兄弟反目，互相攻杀。袁谭不懂“唇亡齿寒”、“兄弟阋于墙”的严重后果，居然还派谋士辛评跑到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向曹操求援。曹操遂趁机率军北上，先后进行了攻邺城、南皮、幽州、壶关等几次战役，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完全占领了青、幽、冀、并四州。

　　建安十二年，曹操又率大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在白狼山（即布祜图山，今辽宁凌远县东）击破乌丸。这样，北方地区除辽东与关陇以外，就全部为曹操所统治。从此，北方安定下来，未再出现大的变乱。
　　日期：2017-07-13 13:32:34
　　曹操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如何在战后采取一些军政措施来巩固已得的胜利，是必须妥为处理的战略性的大问题。曹操在这方面所推行的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兴统治者的雄才伟略，值得加以分析。以下举荦荦大者加以论述：
　　一、占领冀州后，曹操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颁布了 《蠲（juān）河北田租令》，首先宣布免除河北地区百姓当年的赋税，然后又发布《收田租令》【《收田租令》规定，征收田赋，一亩四升，一户出户调绢二匹、锦三斤，除此之外，不得巧立名目，额外征收】。这一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也有利于新占领地区秩序的稳定。
　　二、选拔和起用青、幽、冀、并四州的名士如牵招、崔琰、陈琳、仲长统、常林、杨俊、王象、尚纬和王凌等人出任官吏。又任用袁氏的一些旧部如焦触、张南等，体现了曹操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这就使得北方士人迅速归心。
　　三、为迅速安定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秩序，曹操注意选派一批“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六·汉献帝建安十年》）的干员如杜畿、梁习，去担任郡守。两人在河东、并州平定叛乱、安定社会、治理地方，成绩卓著，政绩斐然。
　　四、对仍怀敌意的北方袁氏残余势力，采用惩抚兼施的政策，翦除了一些拥兵拒守的袁氏门生、宾客，征发他们的部曲去服兵役，剥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再把他们逐步异地安居。同时下令，过去跟随袁氏做过坏事的人，准许他们改恶从善。这就有利于在政治上孤立和打击那些抗命不从的豪强地主。
　　五、重视整兴文教，整齐风俗。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发《修学令》，命各郡国都要整兴文教，一县满五百户的设置校官，选拔乡中的英才而加以教育。建安十年，他又颁布《整齐风俗令》，指出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都所痛恨的。
　　六、加强军队建设，重视以法治军，贯彻赏罚分明的原则。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布《论吏士行能令》和《败军抵罪令》。同时还颁布了一些将、卒必须共同遵守的条令，如军队不得砍伐民间桑树、行军时不得践踏田间禾苗等，违令斩首，加强了军队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也有利于争取百姓的支持。
　　日期：2017-07-13 18:47:27
　　曹操统一北方，结束了混战的局面，符合了当时黄河流域广大人民要求结束长期混战的迫切愿望。对乌丸用兵的胜利，使北方边境的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北方人民的和平安定生活有了保障。宋代最保守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曹操“有大功于天下”（《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纵观曹操在整个统一北方战争中的料敌决策和作战指导，突出地表现在力争主动，指挥灵活；面临危局，指挥坚定；善于捕捉战机；善于抓关键；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群策群力；对正确可行的建议，马上采纳，立即执行，全力以赴。郭嘉评论曹操：“策得辄行（制定了策略就立即施行），应变无穷。”（《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缴获了一批文书，其中有的是许都官员和军中部下暗中与袁绍相通的书信。他不加追究，下令将书信全部焚毁，以释众人的疑惧。这类似于汉光武帝反侧的举措，从中可见曹操是一个颇有气度和远见的政治家。

　　晋代王沈在《魏书》中评论说，曹操“行军用师，大较（大体）依据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裴松之也说：“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些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曹操在三国时代确实是一位虚怀善断、富有统帅才略的军事家，称得上如鲁迅所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在《三国志》中评论曹操：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采用）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该（运用）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按才能授官），各因其器（因才使用），矫情任算（克制感情），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掌握国家大权），克成洪业者（完成宏伟事业），惟其明略最优也（是因为他明察善断，谋略出众）。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本蜀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但是个人生活长期失意，屡被遣黜。其父本为马谡参军，马谡因街亭之败而死，陈寿父连坐被处髡（kūn）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看不起陈寿，因此陈寿对蜀没有好感。唐代房玄龄等人撰《晋书》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低了，“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带兵与谋略）非长，无（临阵）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擅长书法），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因此轻视他）”（《晋书·列传第五十二·陈寿》）。相对来说，陈寿之于曹操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评价也更客观些。当然，毋庸讳言，陈寿对曹操的评语中也有明显的曲笔回护之言，如“不念旧恶”云云，实属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