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愤怒，终于在9月23日亲自提审林清时达到了顶峰。
　　据嘉庆帝亲自审定的《钦定平定教匪纪》记载，林清不过是北京城郊“宋家庄一乱民，无恶不为一棍徒耳，非有才德，能感化人心，亦无邪术，能混人耳目。惟利口澜翻，妄谈怪诞，假劫数以惑痴愚，遂其大逆之谋”，但愚民们就是“闻约而从，不顾后患”。

　　通过刑讯逼供，嘉庆帝发现这位一手制造了“癸酉宫变”的林大教主，根本不是如刘邦、项羽一般雄才大略的枭雄，也不是什么身怀异术的“气功大师”，仅仅就是位夸夸其谈的北京“侃爷”。但这位江湖骗子振臂一呼，从底层贫民到四品武官、从太监到旗人到满清宗室云集响应，凭借着两百人的武装力量、堪称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的保密水平和半路跑散一半人的低执行力，居然能顺顺当当打进了紫禁城，若非皇次子绵宁在关键时节力挽狂澜，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癸酉宫变”，如同一记沉重的闷棍，敲在自以为身处盛世、“海寓敉宁”的嘉庆帝头上。大清帝国的皇宫重地，在一个邪教组织面前居然如此虚不设防，偏偏林教主的个人能力素质几乎摆不上台面，这就只有一个解释——帝国内部出了大问题。
　　日期：2018-03-07 21:14:40
　　后世学者在回顾嘉庆时期历史时，认为此时的清朝积弊深重，正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帝国统治面临极大的危机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社会处于严重的泛贫困化状态；二是吏治腐败与官僚阶层不作为的问题空前严重；三是中原地区社会道德风尚败坏与信仰缺失普遍存在；四是军备全面废弛；五是财政危机与鸦片问题初见端倪。
　　首先，是社会普遍贫困，民生极其凋敝。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国人口自1.5亿激增到3亿多，至19世纪中叶更达到4.3亿人，但耕地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日益缩水。与此相对，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勤恳耕种的农民“啼饥号寒，几于无生”。早在乾隆后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人口的过度膨胀与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耕地所能承载的农业人口有限，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向外转移，林大教主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本出身庄户人家，却得在城市里学手艺、讨生活，窘迫时不仅南下干过纤夫和郎中，甚至还向北违法翻越“边墙”去东北、内蒙一带打黑工，直至发迹后才回乡买田置业。
　　林清的遭遇，仅仅是过剩农业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一个缩影。在比较富庶的中原地区，“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民众不得不冒险向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在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人益众，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贵，公税私租，十室九空”，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民众成群结队“下南洋”，在海外开枝散叶；在清初人口稀疏、需要“湖广填四川”的成都平原，此时已经人满为患，连东部山区地带都挤满了外来人口。

　　高失业率带来的过量剩余人口，使得社会动荡、治安严重恶化，直接危及到大清政权的安危。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清政府想尽了种种办法，甚至为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员就业，极力排斥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革新。例如，每年清政府需要将约400万石粮食经由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但漕运制度向来以腐败、浪费和低效著称，如果能够用海运代替漕运，必然会大大降低运输损耗节约运输成本。可是，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一旦改变运输模式，可能导致数十万人失业下岗，这些人衣食无着，很容易揭竿而起，成为下一个李自成、张献忠。思前想后，清政府只好选择得过且过，继续维持高投入、低收益的漕运制度。

　　日期：2018-03-07 21:18:02
　　日期：2018-03-08 20:28:39
　　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又导致了粮食问题。尽管清代已引入了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在化肥没有发明之前，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00公斤上下，最高也没有超过150公斤。面对庞大的人口总量，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和资源使用已达到顶点，只能艰难支撑在生存线水平，丰收的年份尚可勉强维持，遇有天灾人祸立即物价飞涨、饿殍遍地。1796年严冬，由于救济不力，帝国首都北京一夜之间冻死8千多乞丐；天理教起事前，直隶、山东、河南地区连年遭受大旱，河南等地“几至易子而食”，山东的米价涨到平常的6-10倍，“市中竟有以人肉为卖者”。

　　面对民不聊生的惨况，官方的赈灾工作往往缓不济急，不少无良官吏还趁机从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为天理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土壤。李文成、彭克善在河南、山东等地扯旗造反时，轻而易举就聚集了上万人马，与清兵鏖战3个月才终告失败。
　　日期：2018-03-08 20:29:42
　　普通百姓生计如此艰难，世代拿着朝廷禄米的旗人居然也生活困顿。
　　清代中叶后，旗人人口飞速增长，奢华浪费、争相攀比的风气更是日甚一日，饮食衣服务求精美，钱粮到手任意花销，往往“数月之用，罄于一日”。与此同时，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收紧对旗人的供给，习惯了大手大脚的旗人们立即陷入拮据，不少人在外光鲜，在家则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参加天理教起事的曹纶，本系汉军正黄旗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曹金铎官至骁骑校，伯祖父曹瑛官至工部侍郎，祖父曹城曾任顺宁府知府，父亲曹廷奎曾任安顺府同知。由于父亲为官清廉，曹纶自己又挥霍无度欠下一屁股债，弄得自己家徒四壁、嗷嗷待哺。林清知悉后，对曹纶进行慷慨资助，轻而易举地就把独石营都司（正四品）曹纶和其子曹福昌拉进了天理教，曹福昌还头缠白布参加了攻打紫禁城之役。

　　日期：2018-03-08 20:30:34
　　旗人的日子不好过，普通汉族知识分子也非常窘迫。
　　时人姚鼐感慨说，“今天下无不贫之士大夫”；江浙人张海珊（1782-1821）说得更激愤：“今江南田少而人浮，士不得代耕禄，又无田，势不得不出谋食…为江南士子，唯有饿死一法耳！”
　　对普通读书人来说，读书不仅没有收入来源，还要担负拜师、买书、求学等高昂开支。一旦参加科举考试，又得支出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考试费等。这些费用连年上涨，不少士子竟然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而脱富致贫。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有的士人弃读从商，有的坐馆教书，有的给人当幕僚，更多的则把入仕为官视为“谋稻粱”的手段，倘若侥幸中举就自然而然开始聚敛搜刮，要把投入的成本千百倍地捞回来。
　　日期：2018-03-08 20:32:37

　　士人们一定想不到，公务员看起来很“高大上”，但如果没关系、没门路、没靠山，享受不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单靠微薄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户部江南司主事郝懿行在给亲人的信中哀叹，说“疏拙为官，清贫日甚”、“望吃猪蹄，如嚼麟脯”。对于这名六品小京官而言，猪蹄竟如麒麟肉一样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