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励精图治。对外攻灭东突厥、薛延陀，降服西域，设立安西四镇，为北方各族共尊为“天可汗”。对内，劝课农桑、休养生息，使得国泰民安，开创了“贞观之治”。一番作为，为此后唐朝的百年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即便缔造了如此丰功伟绩，唐太宗心中仍就念念不忘着，尚为高句丽窃据的辽东地区。待扫平其它方向的威胁后，唐太宗决意再征辽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七月，唐太宗特命幽州、营州二都督发州兵，以及契丹、奚、靺鞨部众出击辽东，以为试探。又经充分准备，唐太宗正式以高句丽占据的“辽东”为“旧中国之有”，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为由，下诏征讨高句丽。

　　此次出征，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尊，号令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进击高句丽，又命兰、河二州的归降胡人，随军出征。在唐朝征调的众多少数民族仆从武装中，笔者认为，奉唐太宗之命，出击辽东的靺鞨兵马，数量不会很多。起码，没有唐军中的突厥、契丹、奚族兵马多。而且，在唐朝的少数民族仆从武装中，靺鞨兵马也算不得主力。但对高句丽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精于射骑的靺鞨士卒，可是高句丽军事力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统十万唐军精锐，分从水陆，两向杀来。高句丽即驱使治下的泊咄、安车骨、白山等部靺鞨，前来驰援，抵抗唐军。其中，最为积极的当属白山靺鞨。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其深层原因得。相比于其他靺鞨诸部，白山靺鞨居于长白山地区，在地理上，距离高句丽最近。地理的靠近，即加深了高句丽同白山靺鞨的交往，同时，也密切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史载，白山靺鞨“素附于高丽”。六月，高句丽北部傉萨(相当于唐朝的都督)高延寿和南部傉萨高惠真，统率十五万（一说二十五万）高句丽、靺鞨联军，驰援正被唐军围困的安市。而高句丽、靺鞨联军当面的唐军，却只有六万众。但在唐太宗君臣的杰出指挥下，唐军表现极为神勇，硬把占据兵力优势的高句丽、靺鞨联军，杀得死伤过半。仅二十二日的交战，高句丽军就被斩首两万余级，另有四万余部被唐军围困。二十三日，见突围无望，高句丽援军主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士卒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

　　唐太宗对投降的高句丽俘虏，非常的宽宏大度。俘虏中，“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而后，虏往中原。其余人等悉数释放，“使还平壤”。但对于俘获的靺鞨士兵，素以豁达著称的唐太宗，却变得异常残酷决绝。太宗皇帝竟下令，将白山、泊咄、安车骨三部靺鞨兵“三千三百人”，尽数坑杀。要知道，当时，各部靺鞨没多少人。据《北史》记载，白山靺鞨“胜兵并不过三千”。再考虑到，除了被残忍活埋的三千三百靺鞨俘虏，还有很多靺鞨士兵，已经阵亡于两军厮杀。高句丽治下的靺鞨各部，尤其是白山靺鞨，为了这场本与靺鞨毫无干系的战争，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而这也正是，不幸沦为炮灰的最可悲之处。

　　说道这里，问题就来了，堂堂天可汗为何不肯放过，可怜的靺鞨俘虏那！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靺鞨士兵在高句丽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宗皇帝不愿放虎归山。正如前文所提，靺鞨士卒精于弓马骑射，且逞勇好斗。凭借娴熟的骑射和高昂的士气，靺鞨士卒每战，必为高句丽军先锋。北魏皇兴二年(公元468年)，高句丽曾征调靺鞨兵一万，攻取了新罗悉直州城。可见，靺鞨士兵确是高句丽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中，高句丽军的靺鞨骑兵，常使唐军腹背受敌，屡遭袭扰。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高延寿、高惠真统大军驰援安市时，唐太宗曾与群臣分析，“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由此可知，唐太宗最为忌惮得，就是靺鞨骑兵对唐军的不断袭扰，尤其，对唐军后勤补给的威胁。平时，想要消灭这些靺鞨骑兵，非常不容易。现在，俘获如此多的靺鞨骑兵，唐太宗又怎么会放虎归山。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二、太宗皇帝要借靺鞨俘虏，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靺鞨士兵就是再骁勇善战，仍不过是唐朝、高句丽双方手中的一个棋子。他们的生与死，只在双方君主的喜怒哀乐之间。说实话，唐太宗跟这些靺鞨战俘，并无深仇大恨，完全可以不杀他们。如果不想释放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掳至内地，或者，编入到唐军的靺鞨部队中。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太宗皇帝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当时，唐军顿兵于安市城下，攻城毫无进展。为解困局，唐太宗既想用铁血手腕，震撼高句丽上下的抵抗意志。又想以怀柔手法，收服高句丽的人心，令其感恩怀德。同时，他还不想激起高句丽同仇敌太的情绪，以及誓死不降的决心。故此，太宗皇帝才会在安市城下，宽宏大度地赦免高延寿、高惠真等降将，并释放高句丽俘虏。只为感化民心，让高句丽民众知晓，若降必受优待，可保性命无虞。同时，唐太宗又无情地活埋了全部靺鞨战俘，就是要瓦解高句丽的抵抗意志，让敌众明白，抵抗唐军，断无生路。白山靺鞨等部只是高句丽的附属、仆从，并非高句丽本族百姓。即便杀光了靺鞨战俘，高句丽人也不至有丧亲之痛，太宗也不用担心，会激起敌众的反抗情绪。只是，太宗此举，确有欺软怕硬之嫌，让人多有不耻！可谁叫，在唐朝、高句丽两雄相争的格局中，寄人篱下的靺鞨人，毫无地位可言那！可怜的靺鞨战俘，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一只供唐朝杀掉儆猴的倒霉鸡。

　　可惜，太宗皇帝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伎俩，只成功了一半。唐军于安市城下，覆灭高句丽援军，尽屠靺鞨俘虏后，“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但坚守安市的城主（后世朝鲜小说中，定名为杨万春），并没有被唐太宗的恩威并施吓倒，依旧殊死抵抗，唐军也久攻而不下。此后，深秋将至，辽东一带早寒，草枯水冻，军粮将尽。九月十八日，太宗皇帝被迫下令，班师还朝。虽未能攻克安市，唐太宗却由衷敬佩着安市城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班师时，“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这大概就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吧！四年后，太宗皇帝病逝，一代千古帝王，含憾而去。可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却没有就此停止。

　　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月，高句丽再次驱使靺鞨兵，进犯辽西地区的契丹人。此时的契丹人，已经归附唐朝，隶属松漠都督府管辖。高句丽胆敢侵犯唐朝治下的契丹人，说白了，就是在公然地挑衅唐朝。但不成想，凶悍的契丹人，一点都不好惹！在松漠都督李窟哥的统领下，契丹人憋足了劲，在新城大败靺鞨兵。据《新唐书》记载，“（高句丽王高藏）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战后，契丹遣使向朝廷告捷，唐高宗大为兴奋，“露布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