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间商业，政府更是宽容、支持、默许，乐得其成。
　　商业在国家生活中举足轻重。北宋中后期，无论经济繁荣程度、城市化率、商业税收占国家收入比例、海外贸易、商业行会等等，都是前所未有。
　　甚至，说宋人以商立国，似乎也没问题。
　　就拿海外贸易来说，可谓空前繁荣。

　　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是自由贸易港，完全对外开放，没有任何政策性限制。　
　　政府按照港口大小分别设立市舶司、市舶务，类似海关,管理外贸秩序和收取关税。每年多少钱呢？北宋末年，海上贸易每年税收二百万贯，折合白银近一百万两。要知道，几百年后的明代隆庆年间，海关税收仅几万两而已。
　　这就是印钞机啊。
　　这就是，王安石当年面对的国内经济环境。
　　看着民间经济繁花似锦、海外贸易兴旺发达，再看看那些巨商大贾如鱼得水、富得流油，政府财政却捉襟见肘。王安石能没有想法?
　　当然有想法。敢想敢做。
　　日期：2019-08-24 09:55:05

　　（55）
　　他的做法就是，出动国家队。让政府直接进场。
　　比如青苗法。简单地说，以前青黄不接时，农民是向商家大户借贷，利息高不说，钱都让大户赚了。变法，让农民直接向政府借贷，不仅利息低，而且钱进了国库。
　　农民反正要借贷，利息低点不好吗？政府还增加收入。两全其美。王安石在地方做官时，就试行过此法，深受当地百姓欢迎。
　　为了变法，王安石说破了嘴皮了。
　　可惜，保守派就是不领情。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这就得说到北宋的儒学复兴和士大夫精神。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也只是位尊而已。后来又受道家、佛教的冲击，再经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历南北朝，儒家并没有迎来真正长足的发展，前后徘徊而已。
　　唐朝建立，李家天子自称老子后人，尊道教为国教，儒家的发展再次受到牵绊。

　　北宋以来，随着程颢、程颐兄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陆九渊、张载、司马光、苏轼等一批大儒的出现，他们重回千年前的孔孟之道，重新阐释经典、发扬革新经典。
　　儒学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横渠四句，震古烁今。每每读来，都让人心潮澎湃。这几句话，把那个灿烂时代，那群大儒们的精神世界挖到了根上。
　　这些士大夫，精神上高贵的一尘不染。
　　日期：2019-08-24 12:02:40
　　（56）
　　对于商业，士大夫更多主张宽容、包容、不干预。对于百姓，他们坚持不能打着改革、新政、为民谋利的幌子去骚扰，更不能容许政府与民争利。站在官的立场，即便大户也是民。吃大户，一样也是扰民。
　　在保守派看来，王安石的改革是能搞到钱，也会在短期之内让国库充盈，或许能解决政府危如累卵的财政危机，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但这样的富国强兵，不是他们要的富国强兵。
　　代价太大、成本太高。
　　首先，扰民乱民、与民争利，会破坏民间的市场基础、打击民间的商业繁荣，让百业凋零、百姓困顿、民不聊生。其次，国家利字当前，会混乱人们的思想、错乱人们的价值，让整个社会脱离儒家的精神轨道。长此以往，危及国本。
　　如此选择，实乃舍本逐末。

　　对于变法新政，即便有天子全力加持、宰相铁腕3推行，以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依然不屈服、不支持、不配合。即便罢官、贬谪，也在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王安石已背离儒家治世之学，是离经叛道，会将大宋带上不归路。
　　王安石，欲哭无泪。心中惆怅谁人知？
　　日期：2019-08-24 18:23:57
　　（57）
　　新法，受到保守派的强力抵制。

　　基层百姓，甚至农民兄弟也不领情。
　　这让王安石困惑不已。前面说过，他在基层曾经试行过，效果很好啊。这又是为何？。
　　这就得说到，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在神宗的坚定支持下，面对朝臣的杯葛，王安石重拳出击、铁腕治吏。他左右开弓。对司马光、苏轼兄弟等铁杆保守派，毫不手软，统统赶出朝廷，或调离京城、或徒徙岭南等等。
　　司马光还行，看在给帝国编书的份上，打发到洛阳了事。就是那本煌煌巨著《资治通鉴》。苏轼兄弟，就没那么好运了。苏轼从此走上漫漫搬家路。一路上，倒留下了东坡的美名和更多脍炙人口的诗词。
　　对章惇、蔡京等所谓青年才俊，王安石不拘一格提拔、重用。

　　改革就得用人，用新人。新人没负担，敢干；新人没资历，得干；新人没靠山，苦干。这没问题。
　　问题是，新人未必就是对的人。再好的改革、再好的政策，也得人去落实。人对了，好政策能好上加好；人错了，好政策分分钟变成恶政。
　　人，是个大问题。
　　在识人、用人上，王安石是有问题的。
　　他选的新贵中宵小之徒不乏其人。他们对上，恶意逢迎，推行新法急切、激烈、蛮横，一味地求快求好，树典型、出经验；对下，如狼似虎，就拿青苗法来说，直接搞成摊派，百姓不借也得借，借少还不行。一旦还不了，牵牛拆房的事也没少干。
　　横竖国家得挣钱。
　　如此新法，弄的民不聊生。

　　岂非南辕北辙？
　　日期：2019-08-25 09:07:36
　　（58）
　　还有更恶劣的。那就是种下的党争的祸根。
　　党争，并不是个新玩意。远的不说，晚唐的“牛李党争”就弄的乌烟瘴气，把大唐折腾的七荤八素，只剩半条命。
　　殷鉴不远。北宋朝廷，对这个是有戒备的，也是有成效的。北宋前期，朝政尽管有得有失，至少政治上还算清明。
　　变法，则开了个坏头，渐渐毁掉了这一切。
　　从此，朝臣之间，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变法派和保守派，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好不热闹。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大体上捋一捋。
　　神宗时，变法派主政，重拳打击保守派，撵出京城。
　　哲宗朝前期，高太后摄政，反对变法。保守派回京掌权，史称“元祐党人”，重拳还击变法派，撵出京城。新法被无差异地全部废除，神宗朝建立的财政体系几乎全被推翻。
　　哲宗亲政后，继承父志，变法派回京掌权，再次重拳打击保守派，不仅撵出京城，而是置之死地而后快。
　　新旧之间已势同水火。
　　王安石、司马光当年那点惺惺相惜之情，荡然无存。
　　比如，居然有人奏请要追夺司马光身前一切封赠，还要挖出来鞭尸；即便《资治通鉴》，若非有神宗作序也要毁版灭迹。更有甚者，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要追废其太后名位。
　　章惇、蔡京，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党争，已无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