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是我成长岁月中最有力的依靠。
　　我们兄妹五个中，大哥排序第二，姐姐比他大两岁，他比我大七岁。
　　大哥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因为要参加劳动，小学毕业就不让他读了。

　　他伤心过，但为了我们，他也没有办法。
　　只是到我读书时不停地和父母说：
　　“我们家一定要让一个人把书读出！”
　　他指的是考上中专或大学，成为吃国家粮的人。
　　大哥力气很大，十六岁就评了正劳力的十分公分。
　　也就是十六岁就开始干最重最累的活。

　　他既使发高烧，也去参加队里劳动。
　　有一次腿部很痛想休息，还是被老爸骂着去出工，因为家里这么多吃口，他是顶梁柱。
　　母亲常对我们说：
　　“你大哥最辛苦了，要对他好一点。”
　　有时候我急的时候对他说话重一些，母亲也会责怪我。
　　我十六岁生过一场急病，是大哥连夜用手拉车把我拉到公社医院，差一步就救不过来了。
　　“是大哥救了我的命。”

　　我常对老婆和女儿这样说，希望她们对大哥好一点。
　　他小时候和我一样很活泼开朗，积极参加团员青年等活动，很要求上进。
　　但后来我感到他慢慢的不是很合群，很有心思的样子。
　　一开始我以为是长大了的原因，后来我才弄明白，大哥心里有气。
　　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了大哥的笔记本，有一页写着这样的一行字：
　　“我坚决不服气！”
　　这一页明显被多次的翻阅，以至合上本子就会留出不合体的缝隙。
　　我是因为当了生产队的小会计要记点东西，才找到了大哥曾用过的这本带着绿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
　　前面几页记着一些零星的数字，应该是他当记工员时留下的东西。

　　我沉入了深深的回忆。
　　那是我才12一13岁的秋季，大哥在位于村子东面山脚的自留地“劈地边”，就是把地的四边弄弄整齐，防止毛草长到地来。
　　他看到边上有一根大树砍下后留下的树的根部。
　　当时家里烧饭都用柴火，我们经常上山捡柴。
　　大哥就刨了很深的泥土将树根挖了出来。
　　正好大队的书记陪一个公社包队干部路过。
　　书记是附近自然村的人，我们两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大队。
　　“宏涛，你这树根不能砍的。”
　　书记大声的对大哥说了一句。
　　“这是我自家地边，有啥关系。”
　　20来岁的大哥讲话直来直去。
　　“你这是破坏山林！”包队干部也上来帮腔。
　　大哥没理，自顾自整理地。
　　当晚紧急召开了全村社员大会，非常严厉的对大哥破坏集体山林问题开展批评。会议最后考虑到大哥已有认识并在会上作了检讨，责令写出书面检讨，扣除一天工分。
　　第二天我看到大哥的检讨书贴在开会的那间仓库的门上。我才理解为什么性格一直开朗的大哥为什么变得沉默老气。
　　我把本子放回原处。
　　希望大哥已把这件事情忘记！
　　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永远铭记在我心里，时时提醒自己：
　　一定要公道做事、善待他人！
　　爷爷在世时住在祖堂靠北面的一间，我们则住在院子北面外手的两间，中间有一间和舍头是爷爷的嫡堂兄弟家的房子。
　　他们不朝大院子开门，因为后院还有他们的房子。
　　等爷爷过世后，他家把舍头那一间拆了，又去别处造了新房。
　　舍头那里成了连接后面庭院的穿心弄堂。
　　弄堂南端的那间舍头是我的阿伯家。

　　阿伯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上门女婿，都是从村子往西大沙公社青岙大队出来的。
　　父亲姓鲍，他姓滕。
　　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是他的老婆比我母亲大2岁。
　　按照族里的规矩，我该叫他伯父，舟山话叫“阿伯”。
　　这是我在村里唯一一个叫阿伯的人，也是村里最有头有脸的人。
　　他也是家里遭了火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来村里做了上门女婿。
　　伯母家只养大她一个独苗，房子比我家多一点。
　　后院上些台阶还有几间杂房。

　　后门口还有一口自家挖的小水井。
　　那井水也能喝，小时候为了图方便也去拎过。
　　拎着水穿过他们的房子，往往会滴些水在房子的泥地上，从来没见他们责怪过。
　　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象亲姐妹家一样。

　　村里同辈的人叫我伯母“大阿姐”，叫我母亲“小阿姐”。
　　实际上她们俩的同一个祖宗要上朔7一8代。
　　还不如我家边上门朝后面开的那家与母亲更近，小时候都在同一桌吃饭。
　　父亲和阿伯之间也因为多种缘份走得比较近，过年过节都会互相邀请喝个酒，陪陪各自的客人。
　　阿伯读过点书，又能说会道。
　　穷苦出身的他有一回在公社里的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很快出了名，入了党，评上县里的劳动模范，当上了大队书记。
　　那还是在60年代未期，当时搞“大社”，把原来　“乐家”、“毛峙”、“伍陌岙”三个很小的公社并到一起成立乐家大队，他成了大书记。
　　他红火了以后，小山村也占了一些光，“小岗尖”名声响了很多。
　　村里人出去做事，都说是滕书记的邻居，听者都会给点面子。
　　阿伯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从来不为自己和村子里谋利益，反而让村子里牺性自己，想方设法帮助别的村子。

　　碍于他的光环，大家也不敢反对。
　　但有一次却遭到了在村子里当生产队长的父亲的抵制。
　　他要求村里把刚收上来的几百斤大豆支援比较穷的一个村子，父亲不肯，他很生气。
　　两人表面上从没翻过脸，两家还是那么的和好。
　　但村里人人都知道，他俩是互相不服气的死对头。
　　70年代大队规模变小，一分为五，我们缩小为只有二个小自然村的“赐贰贝蠖樱⒉辉俚贝蠖邮榧恰�
　　他被抽到公社五金厂，与现在的上市公司金鹰股份董事长傅国定搭档，负责厂里的事。

　　那时厂子的规模还很小，在“三毛”故居边上稻田当中叫“天后宫”的寺院里，没有几台机器，进出厂子是只能容得下一辆自行车通过的田间小路。
　　据传两个人性格合不来，都想当老大。
　　后来公社又在边上开了造纸厂，就把阿伯抽去负责搞筹建。
　　筹建班子中有一个老干部，当过小公社时“乐家”公社的社长，都叫他乐社长。
　　传闻两个人又闹了矛盾。
　　干了一年多，正好逄上大队扩并，“赐贰焙汀把潭铡焙喜⒊闪⒑７岽蠖印�
　　他又调回来当大队书记。
　　跟着他在造纸厂当临时工的小女儿“阿毛”也回到了村里，负责放养她家买来不久的一只小水牛。

　　那时我家里也养了二头牛，还有几十只鸭。
　　俩人放牛时还时常在一块聊天，感觉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好象蛮懂“事”。
　　阿伯在厂里管过事以后，眼界开阔了很多。
　　再一次当大队书记，他把精力重点化在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上。

　　先是买了一只比原来我们村子里要更大一点的运输船，取名“海丰二号”，做大运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