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11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聚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

　　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2.邲之战
　　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xiáo)山地区，偷袭郑国。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

　　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證hong王(公元前613—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邲(b＠）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穀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穀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锜、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

　　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邲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證hong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3.鄢陵之战
　　邲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鞌(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589)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578)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20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580—前573)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500余乘，连同盟军，可达12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迫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9万余，战车530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6月29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590—前560)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锜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晋悼公(公元前573—前558)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晋、齐、楚等13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