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3-02 22:51:00
　　痛苦的经历会给生命中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疤痕，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虎子在婚后，就不再雇佣别人开车卖票，自己开车，妻子卖票，减少雇人的花费。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的经营着这辆车，收入还不错。虎子两口子都是老实人，脑子不像他父亲那么灵光，但是绝对踏实。凭着这股憨劲，这个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的年代里，日子倒也过得下去。这让老丁很欣慰，儿子和媳妇都很踏实的工作，丝毫不用他费心，当然，他想费心人家也不一定让他插手。
　　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像公交这样的幸运，玉刚和玉清的饭店在1995年就关张了。不是因为生意不景气，而是因为欠账的太多。欠账的主要是乡政府、乡税务所、工商所等单位，他们是真的没钱，发工资都很困难，但尽管如此，吃饭喝酒还是要继续。
　　如果咒骂这些乡镇干部嘴馋，绝对是不公平的，其实他们也知道日子难过，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谁又有办法呢？县里的干部来检查工作，不能不管饭，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只是上边实在没有油水了，到乡镇一级来蹭顿饭。而乡镇干部们根本惹不起，只能假装热情的招待着，还要奉上最好的饭菜并且一醉方休。除了上级隔三差五的来添麻烦，乡镇一级自己的工作也往往需要在酒桌上开展，比如计划生育要达标，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要合格，无不要乡镇的一、二把手请人吃饭，大吃大喝一顿，酒酣耳热之后才能达到目的。所谓工作时间根本就不是正经的办公，酒桌上的表现才决定你工作的业绩。时间长了之后，本来合格的也不敢不请客吃饭，担心自己本应获得的排名被他人抢去。

　　凡事以吃饭为中心的陋习，在乡镇这一级尤为的严重，想象在首都北京，没人把这一顿放当回事，人家有合理的待遇，有足够的特权，有了饭局都是想方设法的推脱不去。但是到县、乡里，只有吃饭才是表忠心、显厚道的机会，所以乡镇干部说起饭局，都是苦不堪言。与现在相比，饭局最痛苦的并不是因为超量的喝酒，而是饭钱无处着落，因为乡镇政府根本就没钱，他们自己的工资都被拖欠了很多，哪有钱吃饭？饭不能不吃，但又没钱的境况下，就必须找到一个吃亏的冤大头。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个冤大头，基本上就是那些饭店老板们。乡镇里的干部们几乎每天中午都来吃饭，酒足饭饱就是一签字走人，老板不敢让人家拿现金，因为干部们手里有足够的权力让你这饭店立即关张。但干部签了字的单据无人可以兑现，每次仗着胆子去乡政府要钱都是碰一鼻子灰，直到书记乡长都被调离了原单位。再去要账，乡里说是前任欠的钱我们不管，前任说我当时是代表乡政府签的字与我个人无关。这样一来，众多的欠账就成了死账，民间早期的餐饮业就因为这样的烂帐被大量的拖跨了。

　　玉刚与玉清的饭店，本来是整个乡镇最有影响力的。无论是饭菜质量，内部装修，服务规格全部都是首屈一指。最兴旺的时候，很多人驱车几十里地来这里吃饭，让两兄弟着实的风光了好几年。但赶上这个经济的严冬，无休无止的欠账也让他们举步维艰。那年春节前，两兄弟坐在一起数了数欠账的条子，有上百万了。整个饭店都已经无法周转，节后如果开张，服务员的工资都没有着落，甚至已经没钱买肉买菜，生意这么好的买卖，总是从家里拿钱不是个事啊！合计来合计去，没什么办法，春节一过，饭店就没有再开张，两兄弟和几个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去要账，运气好一点要回一点就是些安慰，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无功而返。并不是领导们毫不讲情面，因为各级政府真的没钱。

　　与此同时，当干部的国成也遭遇了职业生涯最低谷。国成因为口才好，做事缜密，在九四年荣升一个镇里的书记，里里外外一把手，一时间风头无两。但等到国成正式上任之后，就倒吸了一口凉气：镇里的干部们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镇中学的教师更严重，一年半没有看见过钱。镇党委和镇政府除了到处是欠债，就没有别的了，特别是饭店老板可怜巴巴的来要钱，让国成想起了自己的好兄弟玉刚，但国成真的没钱，只能硬起心肠连哄带吓的把人家弄走。走进镇政府的院子，破破烂烂的院墙和房子，犄角旮旯都堆满了垃圾无人清扫，一片破败的景象。各个办公室里的桌椅都缺胳膊少腿，在镇里上班的人们冬天连个炉子都烧不起了，缩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国成有点后悔来这里上任，自己在县里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从来也没想过乡镇里能穷成了这样！

　　四十岁出头的国成，正当年富力强，绝不愿意混日子，他决心改变这个镇的面貌，给自己的将来的仕途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日期：2014-03-02 23:55:00
　　可是想干工作，空有一腔热血是不行，只有工作能力也远远不够。手里没有钱，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半年不发工资，你还有什么脸要求下属按时上下班？就算你是天王老子人家都不伺候你，一个月能来十天就不错了。再看学校的老师们，虽然比镇里的干部好些，大部分仍旧恪守着一名教师的职责，但生活没有来源，其窘境都让人看得要落泪。这个镇里的一名教师，老人瘫痪在床，妻子没有工作，自己还带着两个年级六个班的功课，长时间没有工资收入，让家庭一贫如洗，要不是学生家长们接济，过年连顿饺子都吃不起。国成感叹：都说国家越来越富强，可是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贫困到了如此地步！

　　所以想要振作起来，必须首先让干部们的工作纳入正轨，然后想办法领导农民们开展第三产业致富。这就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只有取之于民。国成上任之后，颁布了苛刻的乡统筹、村提留指标，国成的想法是，暂时从农民手里榨取更多的财富，用来润滑上层社会，最终让整个系统正常运转起来，良性循环，产生了更多财富后再返还给农民。
　　国成的初衷是好的，只不过，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国成没有学习过多少历史，他的思维里，只知道王安石是个大大的忠臣，却不知道王安石的改革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而惨遭夭折，最后自己身败名裂。
　　当国成的新政策执行下去之后，镇里的财政收入立即有了改观，国成上任的第三个月，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就给发了工资，虽然以前拖欠的工资仍没有给兑现，至少本月的工资都已经给了，这让国成的下属们颇为振奋，都准备跟着新书记大干一场。
　　各村本来都对这样刮地三尺的做法颇有抵触，但国成领导着镇党委和镇政府以霹雳手段吓住了村干部，每个村干部都有些私利被公权力所控制，他们永远不敢对上级有丝毫的不恭。所以，国成把村干部集中开了两次会，说了些恫吓的言语，象征性的拍了拍桌子，就把这些村支书、村主任们给吓坏了。国成的政策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下去，不仅如此，还被村干部们纷纷自行加码，谁都知道新来的书记要增加收入，自己正好顺便搭车多弄点钱，反正有书记顶着，个别的村甚至把国成摊派的份额提高了三倍还多。

　　所谓的摊派，从来都不能如理想般想像的平均。假如你想每户摊派50元钱，表面看起来对每一家都不是什么负担，但真的执行了下去，就会有人一分不出，有人出500元。因为农村总是有些“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办法不出钱，甚至能让其余人出更多的钱，自己在大家出的钱里再分一杯羹。而无权无势的人，就要为了完成全村的指标而多出很多钱。任务执行到末端，其放大的效应是不可想象的，最穷的人就被摊派了最重的负担，本来家庭年收入才一千左右，摊派的份额就不止这个数。底层被欺压的农民们，却不会想到找压迫自己的富户和村干部算账，因为那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乡亲，而且也惹不起。他们的矛盾都指向了一点：制订这政策的镇政府。那个年代还没有上访的说法，每个村都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无赖，当群众们的愤怒被点燃，再适时煽风点火，就酿成了巨大的事件。

　　当群体性的事件暴发时，国成丝毫没有预料到，他正在辛苦的工作着，思考着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引导本镇农民从事高利润的附加产业。
　　那个阴沉的午后，本来正是乡间歇晌的时节，四下里一派的宁静。但突然之间就听到了一片嘈杂声，各村来的愤怒的农民们集合了几百人，瞬间冲进了镇政府的大院。他们对这些公职人员充满了仇恨，“法不责众”的思想让他们毫无顾忌，众人砸毁了办公设备，掀翻了汽车，囚禁了以国成为首的干部。好在由于历来“怕官”的传统，国成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但也失去了自由，农民们提出：和县长谈判，废除严苛的政策，罢免所有干部，否则不同意放人。

　　事情闹大了，这种民变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县里异常的重视。县里遇到这种情况，没敢再动粗，以怀柔政策为主，答应了农民们的条件，罢免了国成的职务，废除了国成颁布的政策。农民们见事情这么大本来也有些害怕，见到县里一味的安抚，也乐得见好就收，渐渐的就散了，国成被限制了四天的自由之后回了县里。
　　风波平息之后，国成被安排到县委一个没什么实权的部门做了闲差，本来正有工作热情的他，空有一身的报负，却再没有实现的机会。走权谋之路，平步青云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或是时运不济，或是无人提携，就这么郁郁终生。
　　而与此同时，他的好兄弟老丁，不在公门反而没有种种问题的掣肘，老丁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工作：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