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拘一格用人才
曹操以兼收并蓄、“唯才是举”的政策,招贤纳士,广求人才。他极力拉拢出身士族的知识分子来壮大他的阵营。颍川富有声望、被士族誉为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到东郡投靠曹操,曹操非常器重他,赞其曰:“吾之子房也。”(《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经荀彧的推荐,富有智谋的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郭嘉亦投奔曹操。曹操与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对人说:“使孤能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表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参与机要。曹操久闻荀彧侄荀攸大名,写书信将其招致麾下,曹操对荀彧说:“公达(指荀攸),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遂以为军师。此外还有陈留的毛玠、淮南的刘晔和钟繇、杜袭、赵俨这些颍川的名士,经曹操的延揽,也先后进入曹操的幕府。
曹操还主张从基层选拔人才,如满宠出身郡邮,张既出身郡吏。这就扩大了他的统治阵营,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这些人都成为他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在他战胜群雄,统一中原的事业中,出谋划策,做出了不少贡献,这足见曹操的恢弘气度,知人善任。在天下骚乱、风云变幻之际,一个想图王霸之业的开拓者,如果没有阔达的襟怀,兼收并蓄的政策以招纳各方面的人才,而闹孤家寡人,抱门户之见,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曹操能够建树事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办屯田以蓄军资
自汉灵帝中平以来,中原离乱,人民流亡,田园荒芜,处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引自《蒿里行》)的惨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军队缺乏粮食供应。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也因粮食不济,只好罢兵。他亲身经历,感到粮食对军队作战的重要性,不首先解决粮食的供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要扫荡群雄,完成统一大业是有困难的。早在他被推任兖州牧的时候,兖州从事毛玠就向他提出建议: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一年)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心思),(这种状况)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长远的考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保持权位需要经济实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曹操认为毛玠的建议很好,不过那时时机尚不成熟,未能施行。当他在兖、豫二州的统治地位巩固后,枣祗(zhī)又向他提出屯田的建议,他即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抚流离的百姓,在许昌举办屯田。这不但供应了前线军队粮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招抚流亡,使一些流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安定了社会秩序,也就巩固了他统治地区的统治。屯田施行十年,“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曹操在击破袁绍后,追述枣祗开办屯田的功劳时说,设施屯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是枣祗的“不朽之事”(《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注引《魏武故事》)。屯田对曹操势力的发展壮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日期:2017-06-18 11:26:40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4)迎帝都许
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根据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也正是长安大乱之时。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诱反吕布杀董卓。消息传出,“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后汉书·董卓列传》)。可见董卓被诛,百姓是何等的欢天喜地,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
董卓被诛,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二人共秉朝政。王允自诛董卓后,认为不会再有祸患,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后汉书·陈王列传》)。意即每当群臣集会时,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的商讨大事了,而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为之叹息,就被王允收死狱中。由此,群臣逐渐疏远了他。蔡邕为什么叹息董卓?《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并提到“(董卓对蔡邕)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更重要的是,王允在处理、安排董卓旧部的问题上极不慎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董卓死后,其旧部李傕、郭汜等人无所依恃,便派人请求赦免。王允原已答应,结果后来又变卦,并打算解散凉州兵。李傕等人求赦无望,便想解散部队,逃回老家。谋士贾诩说:听说长安正打算要把凉州人斩尽杀绝,诸位抛弃部众独自逃跑,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逮捕归案。不如率军向西,收敛士兵,进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若不成,再逃走也不迟。
众人一听,都觉得有理。于是,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联络凉州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及至长安已聚合十余万之众。六月,凉州兵攻破长安,杀王允,败吕布,长安城吏民死者万余人。吕布仅率百余骑逃出长安,投奔袁术。
当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傕等纵兵劫掠,加以饥馑,两年间民相食,人烟便很少了。史载:“是岁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忌,起了内讧。一人劫持天子,另一人也不甘示弱,劫持百官。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正月,张济说服了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献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天子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傕、郭汜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质而罢兵。秋七月,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皆原董卓部属)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摆脱了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今山西闻喜)。七月还洛阳,献帝住在故中常侍赵忠宅内。献帝东还时,河内太守张杨奉粮迎于路。八月,因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尽被董卓烧毁,百官没地方可住,只好披荆斩棘,居住于墙角。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自己外出挖野菜充饥,“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后汉书·孝献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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