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1936》 第四章（4）

　　齐北冷笑：“你也相信冤魂这个说法。”
　　“不相信，如果有，冤魂早把我缠死了。”胡汉良笑笑，“但是我相信，亲弟弟死了，而且双生兄弟，对人是个不小的打击。”
　　齐北看着窗外不语。
　　胡汉良扭头问：“巡座，你有兄弟吗？”
　　齐北摇摇头，继续看着窗外。

　　“我有，我有两个哥哥。”胡汉良很感慨，“两个恶霸哥哥，共产党说他们是恶霸。九年前，被家乡闹农运的泥腿子赤卫队一起枪毙了。所以，我这辈子要和###干到底。”
　　齐北还在思索着武伯英：“他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我们把人命不当回事，但是刚才，他的表情里只有惊讶，却没有惧怕。你胡汉良都怕我，他上次和我谈话，却全然不惧。”
　　齐北来不及进一步拉拢武伯英，西安城就突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左倾的《西北文报》，发表了一篇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文章，用了骇人听闻的题目——《论蒋介石的日本血统》。左倾文章在报纸上也偶有露面，但是一般还算含蓄，只是呼吁和劝谏。但是这篇文章非常露骨，用纯属无稽之谈的日本血统来讽刺蒋介石，论证他不抵抗政策的根源。舆论哗然，西安的蒋系军、警、宪、特非常紧张，紧急查封文报报馆，但等西安警察局侦缉队赶到时，报馆已是人去楼空，一经调查，原来报人都被杨虎城派兵抓捕了。不用说，杨虎城明捕暗护，明摆着是张、杨利用舆论在打擦边球，然后自导自演自己谢幕，向蒋介石叫板。蒋介石岂能不怒，拍着桌子骂娘西皮，于是西安城都颤了三颤。这个大耳光，伤的是蒋介石的颜面，伤的是西安蒋系集团的心肝。

　　这场失利，使各自为政的西安特务机构临时团结起来。军特处、党调处、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和保安团的情报头子，由军特处特派员张毅召集，在张毅的临时住所召开一次座谈会，商量下一步的共同行动。西安党调处自然由齐北代表参加，省党部参加的还有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卢兆麟，二人同车前往张毅的公馆。
　　参加会议的都是齐北貌合神离的老相识，自从共产党中央转移到陕北，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渗进西安，见缝插针，利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在已经被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控制的西安扎了营盘。
　　寒暄已毕，张毅先讲话，情绪有些激动：“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形势所趋，把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目前我们必须采取一定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量而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宪兵团参谋长刘光夫，自觉在西安特务力量中的排位，仅次于军特处，接口讲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问题：“我们在西安的防共，责任更比其他城市重要，这里既是共产党向南的码头，又是青年学生向北的中转站，共产党人进出陕北，也不可避免要经过西安。共产党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近来到陕北去的越来越多。最近一段时间，胡长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南京、武汉、重庆、洛阳，都是些大人物、老朋友的电话。凇沪会战后，中央机关分散在这几个城市。电话无非一个话题，自己的儿女亲向共产党，跑了，跑到西安来了，想找机会去陕北。这可是动摇根本的问题，听听他们怎么说，孩子都成了共产党，我们还搞个什么道场？”


《潜伏·1936》 第四章（5）

　　保安团参谋长王家骅，自认为是与会三号人物，迫不及待接口：“学生们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瞎闹？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蛊惑，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西安现在是最多的。而且近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防止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乱。而要抓住这个根源，就要抓住他们的主流办法，寻根溯源。他们的主流办法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反动宣传。”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张毅则将矛头直指党部：“如果我们早一天联合，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公开诽谤委员长的事件，就不会连个人都逮不到。在这件事上，省党部的新闻审核难辞其咎，第一道关口没把好。”
　　省党部宣传部长卢兆麟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上报清样时，是篇夏季防暑的文章，谁承想印刷时换成了时评。”
　　“这是时评？”张毅寸步不让，“就算偷梁换柱，你们也能第一时间看到印刷样报，何至于满大街的报童，举着报纸喊委员长是日本人！”
　　卢兆麟憋不住委屈：“你要我手下这群笔杆子，去印刷厂盯机器吗？去报馆查封逮人吗？”
　　这明摆着是党调处的责任，众人把矛头引向齐北，他却坦然不语，还是那副冷冷表情。张毅的讲话，看似与齐北在调查处的训话不谋而合，实际齐北之前给他打电话商讨过，张毅基本上讲的还是他的意思，实际是谋而和。如果情报共享、力量均用，就目前的情况，党调处要沾各方面的光，得了便宜，自然卖乖。
　　接着应该齐北讲话，但是他偏偏不讲，拿眼看着警察局长马志贤。马志贤算是黄埔系，有个“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因为和陈明仁争权不果，转投了戴老板，俯首帖耳于黄埔系瞧不起的“黄埔六期”开除学员。军特处急于将爪子伸向西北，戴老板于是派马志贤回家乡陕西，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兼任军特处陕西站站长，起起伏伏经过几年经营，爪牙众多，网线密布，成了西安特务组织最具实权的人物。

　　尽管齐北没有给马志贤教过课，却在黄埔做过教员，马这个人八面玲珑，为了突出自己黄埔系的身份，又想笼络齐北，所以见面口口声声称呼老师。马志贤圆滑地引开话题：“一发生此事，我们就组织人员，没收了街面上的所有报纸，又查封了存货。但是等我们到达报馆，张学良的刘多荃师特务营已经封锁了附近的街面，我们根本进不去，然后杨虎城的兵才进去抓了人。这两个人现在穿一条裤子，才是造成西安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共产党，促成了他们沆瀣一气。”

　　善于权谋的蒋介石派张学良入陕，就是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多年的恩怨，让他们互相钳制。早在军阀混战时期，陕军就和入关的奉军在晋豫秦大战过几回，双方损失惨重，结下了仇恨。中原大战时期，张学良率东北军挺进中原调停，支持蒋介石，在豫陕交界面对面与杨虎城交锋，积怨愈深。所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总副司令代行司令之权进入陕西，杨虎城非常排斥，居然不给办公寓所，东北军机关只好租住在南院门一所大杂院。双方军队摩擦不断，剑拔弩张，反倒是不打不相识，促成张、杨坐下论理，杨虎城生气的不是前仇，而是张学良后来对日本人不抵抗败退关内。


《潜伏·1936》 第四章（6）

　　张学良忍辱接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带东北军撤入关内，原打算寻求时机在中央军协助下反击，一举光复东北失地。谁承想蒋介石此举意在消除张学良兵权，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置东北沦陷于不顾，一心剿灭共产党，集合重兵大举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没用一兵一卒在华北对日本进行抵抗。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没有一天不想着抗日。虽然蒋介石派他到仇敌杨虎城地盘，但有机会可以脱离被牢牢控制的武汉，又可以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营，直面日本之敌，故而欣然答应。张学良一到西安，即利用权力调派东北军旧将，把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周边，东北军又从一盘散沙捏成了拳头，给西北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